中国网财经11月9日讯 11月7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第6期京召开。本次会议以“贯彻五中全会研讨‘十三五’规划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为主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贾康表示，经济新常态中的“新”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

　　他认为，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在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很清晰地在供给端发力，有所区别对待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刚才徐司长就我们面对“十三五”从现在看对接“全面小康”和长期发展，做了非常权威的关于中央思路和精神的阐释。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着重向各位汇报一下，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前一段时间在我们新供给创新思路形成的一定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于“考虑‘十三五’乃至‘短期到中长期发展’要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和建议”这样一个意图下，形成的一个认识框架。就通过创新来构建“新动力”、通过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来激发活力以及实现更好发展等方面形成的认识，我来做个简要的汇报。我们有一个文本，今天简单地谈谈这个文本里形成的一些主要认识，特别是我们认为应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当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徐司长已非常好地说明，释放新需求所释放的动力机制自然地联系到创造“新供给”，我们也在“十三五”的文件里看到，中央文件里提炼了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怎么样在供给端着力来驱动升级和发展。

　　在认识框架上，我们首先强调过去已经有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的是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必须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

　　我国的区域差异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仍然是巨大的，需要通过合理的统筹协调，来有效地贯彻中央确定的一系列区域发展的战略意图，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控制区域差异，达成协调发展。争取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民生方面进行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的供给，特别要贯彻应对现在已经看得很明显的环境矛盾挑战下绿色发展问题。

　　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必要的转轨成本，在国防建设等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可观的投入可观的供给端要素。这些摆在面前，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很清晰地在供给端发力，有所区别对待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要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我们在这个阶段上，只有特别注意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儿。所以，就必须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徐司长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过去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的争取“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大的部分，认识框架勾画分析了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我们强调，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第一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半壁压强型的巨大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下，我们在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等方面有“胡焕庸线”早已经给出概念的、在实际生活中仍然非常鲜明的、半壁压强型资源能源耗用和环境压力。我国经济粗放的发展，阶段性超常规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数，叠加在半壁压强型基本国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们国家资源禀赋条件决定的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而且很长时间不可能改变“以煤为主”基本状态异乎寻常的环保压力，就引发了“高压力区”和“高压力阶段”中我们基础能源禀赋结构叠加而成的、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矛盾凸显。中央矛盾里所说到的矛盾累计、隐患叠加，我们感觉是对应这种现实问题的。可以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种“非常之局”，十几亿人口组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口集中在百分之四十几国土的东南半壁，实际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绝对不是按一般理解的那样一个数量级。这种“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给管理调整结构、优化结构，释放增长空间。

　　第二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中国如何避免这种问题，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矛盾威胁和棘手的难题。我们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所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定要至少居安思危地考虑，中国在“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这种制度性的后发劣势可能形成的制约，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矛盾积累。潜在存在的这些威胁的叠加摆在决策层面前，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它有对优化供给环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我们强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挑战。邓小平晚年最关心是让一部分地区和成员先富起来见到眉目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带动共富”、走向“共同富裕”。实际生活中，怎么把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深刻影响供给环境和机制优化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中央《建议》里在这方面比过去更鲜明地强调怎么处理好“收入分配优化”的问题。

　　如果把这三大制约摆出之后，往前看当然应该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做好。承前启后地来看我们提出在“十三五”和今后一个比较长时间下，战略目标应该是先在“升级版”增长平台上使经济企稳，发展动力转型提升，进而实现“全面小康”之后争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从“追赶”对接到“赶超”，整合“全面治党”对接“现代化”的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

　　这样一个战略考虑在原来邓小平勾划的“三步走”，以及中央一步一步到现在“四个全面”认识下，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地表述出来的这样一个奋斗目标。具体而言，配合它的战略分析，我们认为可以设想成这样三个阶段。从“十三五”来看，要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求推动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顶层规划中所排列的重大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十三五”之后这十年间，要乘势“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接高收入国家；在2031年之后的那个时间段，要继续强化我们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样的框架之下，在第三个层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以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委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特别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