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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纱厂:旧制度没落新社会到来的见证者

  • 发布时间:2015-11-03 11:30:38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毛泽东同志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时说过,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被人们当做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大生的创业、发展史不仅是南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愿意和善良、勤劳的家乡人民一起纪念大生的生日。

  一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农历四月廿四日,张謇日记记述:“五更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引见。”次日:“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与此同时,他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登上学问名士之巅,张謇却并未以此作为自己的最终追求。他在思索如何为国家振兴,为人民幸福多做实事,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开辟一条新的大路。

  同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张謇激愤不已。事实上,甲午悲剧是清廷昏庸、重臣腐败,对日一味求和、放松军备的结果。早在1882年(光绪八年),张謇负责理划前敌军事,协助吴长庆平息朝鲜内乱、应对日本干涉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危机。他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呈送中朝大臣。朝鲜官员阅后十分心服,翁同龢、张之洞深有同感。《六策》名为涉外,实则关切国内政情;但是李鸿章阅后却斥为多事,搁置不议。后来翰林院35人联合上奏《请罪李鸿章公折》时,张謇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主和误国”“战不备、败和局”。至此,张謇对清廷完全丧失了信心,决定远离朝政、走自己的路。

  二

  九月中旬,家乡传来父亲彭年公病重的消息,九月十七日张謇“夜分心忽大动”,十八日得知父亲病逝;十九日经天津,乘海轮,廿七日由上海回到海门常乐镇家中,张謇“伏地恸绝,寝苫丧次”。

  张謇回乡的第二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两次前去江宁晋见张之洞,商议国事。二人都想发展工业、力主变革。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重了国家存亡危机。《马关条约》关于外国人可以随意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设厂的规定让人触目惊心。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五月,张之洞委托张謇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文中第一次表达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为了与帝国主义列强“抢时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五,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并由张謇、陆润庠在通州和苏州各设一纱厂。

  状元办纱厂,对张謇来说是一件非常之事,但也确实是他多年的梦想。张謇对于通海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有较深厚地了解。洋务运动兴起后,以官方为主创办军工企业的利弊他也比较清楚。而且,张謇十分关注我国门户开放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形势;外部情景扩大了他的眼界,也引起了他的深思。多年经营乡里,从事商事、税务、公益事务等社会实践,也使他得到全面锻炼。作为传统士大夫,张謇精读四书五经,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这些因素都促使张謇坚定了信心,迎接新的使命。

  三

  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是个进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的出现对于欧洲封建社会是一种积极的革命因素。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影响几乎遍及整个西方。日本明治维新全盘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有了较大改观。张謇曾赴日考察70天,谈到:“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但张謇并不认为日本就十全十美,他在日记中写道:“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此为文明之累。”张謇对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已有所考虑;张謇学习是有选择的,必经深刻缜密地思考。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积极借鉴西方发展经济的四个技术性因素:市场经济、金融资本、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律。张謇通过金融融资的方法向社会招股集资,解决资本问题。他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声明,纱厂仿照“泰西”采用股份制;他还提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张謇招商集资办厂的设想,得到海门花布商沈燮均和陈维镛、通州花布商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潘华茂和郭勋、绅商樊棻等6人支持。6人推举张謇为首,共同向社会招股集资。厂址选定在通州城北城市中心下风向的唐家闸,预定招股60万两,100两为一股,计6000股。

  张謇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大生”。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

  四

  张謇高度重视企业内部的立章定规。他亲自拟定的《厂约》,被章开沅教授称为中国早期民族近代企业留下的一篇重要文献。《厂约》首先阐明“实业救国”的宗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厂约》明确规定了总理(张謇)的职责,其下分设4个部门,各有董事、执事,各司其职。

  大生纱厂向社会的拓股并不顺利。当时的民众对于“企业”“机器”“股票”等都十分陌生;经过张謇解说、宣传,也有出于对他本人的信任而入股的,但是数量远远不够。张謇听说有一批“官机”4.08万枚纱锭搁置在上海,无人过问,便向刘坤一提出申领。纱厂和官方最终达成协议,把全部纱锭折价50万两作为股金,另招商股50万两,合共100万两作为大生纱厂的总资本。一见大生纱厂从商办改为官商合办,个别商董碍于官势,提出退股;张謇竭力劝说,改称“绅领商办”。尽管有官股参与,张謇始终坚持严格按照股份制度办事,无论官股与商股,一律以股权说话论事,不得行使“官权”;按“章程”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时,也拒绝官方干预。

  大生纱厂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正式开工投产。苏北平原诞生了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工厂。翁同龢闻讯,题楹为贺:“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刘坤一闻之亦大喜,对张謇说:“是皆先生之功。”謇答:“办事皆董事与各执事,謇无功。”刘又安慰地说:“不居功,苦则吃矣。”謇答:“苦是自己要吃的,亦无所怨。”刘又说:“但能成,折本亦无妨。”謇答:“不成则已,成则无折本之理。”

  五

  大生投产第二年即获丰利。二月份的收支结算已有2.6850791万两的净余。大生纱厂通过招股集资办成股份企业,引起轰动。这一直接撬起和激活社会资本市场的做法,其意义、作用远大于营利本身。1901年,张謇等人再度创办第二个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继又创办了大生分厂(二厂)(1904年)、大生三厂(1915年)、大生八厂(1921年)。1900-1921年间,大生资本增长6倍。以此为基础,张謇发起创办了20多个股份制企业,涉及工业、农业、盐垦、冶金、面粉、造纸、交通运输、金融银行等行业,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集团公司,控制资金达2240万两。

  “父教育、母实业”,实业、教育是张謇提倡救国立国一个整体的两个车轮,相依相承,共同发展。张謇在大生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说:“謇愚不自量,念普鲁士之报法,毕士马克归功于教育,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籍。”张謇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和为国家培养人才。他还积极动员社会商界支持教育、公益与慈善事业,推进地方自治。张謇将他自己从公司获得的报酬全部用于教育、公益、慈善和社会事业。1904年(光绪三十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六

  1922年,中国经济形势突变。一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侵略卷土重来;天灾人祸、水灾不断导致棉花连年失收;东北市场出现严重萎缩;大生公司战线过长,管理落后等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大生资本集团陷入困境。1925年,上海银团接管了大生,并派李升伯来南通强化经营。张謇责成儿子张孝若积极配合、支持。他说失败不要紧,第一要失败得光明,第二要失败以后有办法。张謇1926年去世,他说:“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言犹在耳,为大众所铭记。

  1927年,大生扭亏为盈;1935年,公司还清了全部负债并有盈余。这年秋初,张孝若不幸去世,全厂职工沉浸在悲痛之中;张謇的侄子张敬礼担负起大生董事会领导工作。抗战期间,大生职工们为了保护民族利益和企业资产和日寇顽强斗争。1948年底,全体职工又和国民党派驻代表展开了反对迁厂的抗议活动,以迎接解放。

  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大生公司在新中国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中做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正式对外挂牌。1956年对私改造,执行赎买政策,大生公司成为第一批国营企业。文革结束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大生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生历经清末封建社会、辛亥革命、民国年代、抗日卫国战争和民主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家乡南通飞速发展,“大生人”依然屹立在江海之滨,更加光彩夺目。现在的大生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已达28亿元,年销售收入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结语

  曾经和张謇一起奋斗的人不计其数。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引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一段话,意指张謇那批早期民族企业家经商的主要动机其实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自“救国爱国”的政治思想;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有自愿的理想主义特征。吴晓波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企业家经商也不是为了挣钱,同样抱有一种自愿的理想主义,我想他们的愿望是在开放改革的新时代中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创业求新,与国家和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应该得到人民的尊重。”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新一代“大生人”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懈努力。大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健宏说:“2015年,大生迎来了双甲子之年,百年大生,历史厚重;百年大生,任重道远。我们要弘扬创始人张謇先生敢为人先、甘于奉献、负重拼搏、勇于改革、争创一流的精神,学习张謇先生舍身喂虎,投身实业的勇气和魄力,学习他‘办一县之事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之事有一国的眼光’,砥砺前行,创造未来,再铸世纪辉煌。”

  120年的岁月,一段难忘的历史,已经永远地留在了南通人民的心中。大生就是“民族存亡”“自强不息”的见证。谨以此文纪念大生建厂120周年。

  (作者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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