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时说过，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被人们当做了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大生的创业、发展史不仅是南通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愿意和善良、勤劳的家乡人民一起纪念大生的生日。

　　一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农历四月廿四日，张謇日记记述：“五更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引见。”次日：“卯正，皇上御太和殿传胪，百官雍雍，礼乐毕备，授翰林院修撰。”与此同时，他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登上学问名士之巅，张謇却并未以此作为自己的最终追求。他在思索如何为国家振兴，为人民幸福多做实事，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开辟一条新的大路。

　　同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张謇激愤不已。事实上，甲午悲剧是清廷昏庸、重臣腐败，对日一味求和、放松军备的结果。早在1882年（光绪八年），张謇负责理划前敌军事，协助吴长庆平息朝鲜内乱、应对日本干涉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危机。他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呈送中朝大臣。朝鲜官员阅后十分心服，翁同龢、张之洞深有同感。《六策》名为涉外，实则关切国内政情；但是李鸿章阅后却斥为多事，搁置不议。后来翰林院35人联合上奏《请罪李鸿章公折》时，张謇单独上疏，痛斥李鸿章“主和误国”“战不备、败和局”。至此，张謇对清廷完全丧失了信心，决定远离朝政、走自己的路。

　　二

　　九月中旬，家乡传来父亲彭年公病重的消息，九月十七日张謇“夜分心忽大动”，十八日得知父亲病逝；十九日经天津，乘海轮，廿七日由上海回到海门常乐镇家中，张謇“伏地恸绝，寝苫丧次”。

　　张謇回乡的第二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两次前去江宁晋见张之洞，商议国事。二人都想发展工业、力主变革。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加重了国家存亡危机。《马关条约》关于外国人可以随意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设厂的规定让人触目惊心。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五月，张之洞委托张謇起草《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文中第一次表达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念。为了与帝国主义列强“抢时间”，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五，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并由张謇、陆润庠在通州和苏州各设一纱厂。

　　状元办纱厂，对张謇来说是一件非常之事，但也确实是他多年的梦想。张謇对于通海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有较深厚地了解。洋务运动兴起后，以官方为主创办军工企业的利弊他也比较清楚。而且，张謇十分关注我国门户开放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形势；外部情景扩大了他的眼界，也引起了他的深思。多年经营乡里，从事商事、税务、公益事务等社会实践，也使他得到全面锻炼。作为传统士大夫，张謇精读四书五经，博览群书，厚积薄发。这些因素都促使张謇坚定了信心，迎接新的使命。

　　三

　　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是个进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的出现对于欧洲封建社会是一种积极的革命因素。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影响几乎遍及整个西方。日本明治维新全盘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有了较大改观。张謇曾赴日考察70天，谈到：“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但张謇并不认为日本就十全十美，他在日记中写道：“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此为文明之累。”张謇对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已有所考虑；张謇学习是有选择的，必经深刻缜密地思考。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积极借鉴西方发展经济的四个技术性因素：市场经济、金融资本、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律。张謇通过金融融资的方法向社会招股集资，解决资本问题。他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声明，纱厂仿照“泰西”采用股份制；他还提出“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张謇招商集资办厂的设想，得到海门花布商沈燮均和陈维镛、通州花布商刘桂馨、上海洋行买办潘华茂和郭勋、绅商樊棻等6人支持。6人推举张謇为首，共同向社会招股集资。厂址选定在通州城北城市中心下风向的唐家闸，预定招股60万两，100两为一股，计6000股。

　　张謇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为纱厂取名“大生”。他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解释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

　　四

　　张謇高度重视企业内部的立章定规。他亲自拟定的《厂约》，被章开沅教授称为中国早期民族近代企业留下的一篇重要文献。《厂约》首先阐明“实业救国”的宗旨：“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厂约》明确规定了总理（张謇）的职责，其下分设4个部门，各有董事、执事，各司其职。

　　大生纱厂向社会的拓股并不顺利。当时的民众对于“企业”“机器”“股票”等都十分陌生；经过张謇解说、宣传，也有出于对他本人的信任而入股的，但是数量远远不够。张謇听说有一批“官机”4.08万枚纱锭搁置在上海，无人过问，便向刘坤一提出申领。纱厂和官方最终达成协议，把全部纱锭折价50万两作为股金，另招商股50万两，合共100万两作为大生纱厂的总资本。一见大生纱厂从商办改为官商合办，个别商董碍于官势，提出退股；张謇竭力劝说，改称“绅领商办”。尽管有官股参与，张謇始终坚持严格按照股份制度办事，无论官股与商股，一律以股权说话论事，不得行使“官权”；按“章程”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时，也拒绝官方干预。

　　大生纱厂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正式开工投产。苏北平原诞生了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工厂。翁同龢闻讯，题楹为贺：“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刘坤一闻之亦大喜，对张謇说：“是皆先生之功。”謇答：“办事皆董事与各执事，謇无功。”刘又安慰地说：“不居功，苦则吃矣。”謇答：“苦是自己要吃的，亦无所怨。”刘又说：“但能成，折本亦无妨。”謇答：“不成则已，成则无折本之理。”

　　五

　　大生投产第二年即获丰利。二月份的收支结算已有2.6850791万两的净余。大生纱厂通过招股集资办成股份企业，引起轰动。这一直接撬起和激活社会资本市场的做法，其意义、作用远大于营利本身。1901年，张謇等人再度创办第二个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继又创办了大生分厂（二厂）（1904年）、大生三厂（1915年）、大生八厂（1921年）。1900-1921年间，大生资本增长6倍。以此为基础，张謇发起创办了20多个股份制企业，涉及工业、农业、盐垦、冶金、面粉、造纸、交通运输、金融银行等行业，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集团公司，控制资金达2240万两。

　　“父教育、母实业”，实业、教育是张謇提倡救国立国一个整体的两个车轮，相依相承，共同发展。张謇在大生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说：“謇愚不自量，念普鲁士之报法，毕士马克归功于教育，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籍。”张謇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和为国家培养人才。他还积极动员社会商界支持教育、公益与慈善事业，推进地方自治。张謇将他自己从公司获得的报酬全部用于教育、公益、慈善和社会事业。1904年（光绪三十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六

　　1922年，中国经济形势突变。一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侵略卷土重来；天灾人祸、水灾不断导致棉花连年失收；东北市场出现严重萎缩；大生公司战线过长，管理落后等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大生资本集团陷入困境。1925年，上海银团接管了大生，并派李升伯来南通强化经营。张謇责成儿子张孝若积极配合、支持。他说失败不要紧，第一要失败得光明，第二要失败以后有办法。张謇1926年去世，他说：“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言犹在耳，为大众所铭记。

　　1927年，大生扭亏为盈；1935年，公司还清了全部负债并有盈余。这年秋初，张孝若不幸去世，全厂职工沉浸在悲痛之中；张謇的侄子张敬礼担负起大生董事会领导工作。抗战期间，大生职工们为了保护民族利益和企业资产和日寇顽强斗争。1948年底，全体职工又和国民党派驻代表展开了反对迁厂的抗议活动，以迎接解放。

　　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大生公司在新中国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中做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公私合营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正式对外挂牌。1956年对私改造，执行赎买政策，大生公司成为第一批国营企业。文革结束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实行改革开放；大生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生历经清末封建社会、辛亥革命、民国年代、抗日卫国战争和民主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在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伟大方针的指引下，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家乡南通飞速发展，“大生人”依然屹立在江海之滨，更加光彩夺目。现在的大生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已达28亿元，年销售收入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结语

　　曾经和张謇一起奋斗的人不计其数。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引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一段话，意指张謇那批早期民族企业家经商的主要动机其实不是为了牟利，而是出自“救国爱国”的政治思想；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有自愿的理想主义特征。吴晓波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企业家经商也不是为了挣钱，同样抱有一种自愿的理想主义，我想他们的愿望是在开放改革的新时代中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创业求新，与国家和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应该得到人民的尊重。”

　　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新一代“大生人”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懈努力。大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健宏说：“2015年，大生迎来了双甲子之年，百年大生，历史厚重；百年大生，任重道远。我们要弘扬创始人张謇先生敢为人先、甘于奉献、负重拼搏、勇于改革、争创一流的精神，学习张謇先生舍身喂虎，投身实业的勇气和魄力，学习他‘办一县之事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之事有一国的眼光’，砥砺前行，创造未来，再铸世纪辉煌。”

　　120年的岁月，一段难忘的历史，已经永远地留在了南通人民的心中。大生就是“民族存亡”“自强不息”的见证。谨以此文纪念大生建厂120周年。

　　(作者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