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意义上的“资本强国”不是目标，运用资本实现国泰民安的中国梦，才是目的。只有参与实际财富创造，资本市场才有真正的发展机遇，成为强国之本。还原资本市场的本质，拓展市场广度，资本市场一定要定位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上，市场市值扩大要来源于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和更多优质公司上市带来的实际的价值成长，而不仅仅是交易价格上涨带来的虚拟的公允价值。拓展市场深度，应是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秩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不是高风险衍生工具的深度制造。

　　依照“十三五”规划，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是重要发展领域之一。近来有许多建设“金融强国”，“资本强国”等关于金融和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大词”，习主席关于“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的方向”的讲话也被反复引用。笔者认为，现在很有必要强调，“金融强国”绝不意味着虚拟金融或虚拟金融的膨胀，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非但强不了国，还会制造金融危机，这已为近几十年爆发的全球性、区域性金融危机所印证，我国万不能重蹈覆辙。“资本强国”，“金融强国”，“强”应是个动词，资本是个强国要素。名词意义上的“资本强国”不是目标，运用资本实现国泰民安的中国梦，才是目的。资本只有参与实际财富创造，才能成为强国之本，只有为经济服务造福百姓，资本市场才有真正的发展机遇。

　　习主席提出“资本市场是我们改革的方向”，这是“十三五”资本市场发展的大政方针。实现改革的大政方针，前提是明确“方向”。因此，要推动“十三五”期间的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牢牢把握住资本市场发展方向格外重要。只是，什么是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是个并没有认真讨论过的问题。

　　资本市场的发展广度，一直以来都以二级市场的公允价值扩张来衡量。公允价值膨胀主要是价格上涨所致。价格不断上涨或者牛市，被定义为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标志。为此，调动资金推动价格上涨名正言顺，借钱炒股放大资金杠杆和风险的融资业务大受追捧；各种变相的价格操纵大行其道；频繁的短线投机也属“正常”行为；公司高层在高股价时辞职套现，自然人变成第一大股东，公司变成空壳，资产重组的壳资源游戏成为股市“发展”的“葵花宝典”。近期甚至有把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写进《证券法》的提议，如果变成事实，实际上就是使价格操纵合法化。

　　创新衍生工具，活跃交易，发现价格，增加投资工具管理风险，一直被认为是资本市场的深度发展。事实上，沪深股市的换手率全球最高，更多衍生工具只能活跃投机性的换手交易。衍生工具发现的是交易价格，不是原始定义的由上市公司价值成长支持的股价。而“投资”工具是需要有投资价值的。衍生工具是由一些标的物衍生出来的，衍生工具越高级，离标的物就越远，也就越无价值可言。“管理风险”也是推出衍生工具被强调的理由之一。实际上金融机构推出的“管理风险”，充其量是“管理非系统风险”，释放出的都是系统风险。风险是不会消失的，累积到一定规模系统风险发散就会爆发金融危机。所以，资本市场深度发展若以衍生工具的深度为标志，那是在累积市场系统风险。

　　还原资本市场的本质，拓展市场广度，资本市场一定要定位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上，市场市值扩大要来源于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和更多优质公司上市带来的实际价值成长，而不仅仅是交易价格上涨带来的虚拟的公允价值。拓展市场深度，应是资本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秩序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不是高风险的衍生工具的深度制造。

　　资本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就是重点要发展一级市场，让优质公司IPO。而企业发展的合成效应就是宏观总量经济的发展，优质上市公司扩大了整体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占GDP的比重上升，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增大，资本“强国”的效应充分显现。

　　资本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强化一级市场的改革和制度建设，首先要改变把IPO当作调控工具的思维模式。多年来，沪深股市IPO被二级市场的涨跌所挟持，屡屡沦为稳定公允价值的工具。这种格局不扭转，资本市场实际是在为二级市场交易或投机行为服务，而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为吸引社会资本实现更多IPO，必须推动资本市场最基本的投融资契约文化建设：上市公司融资实际上是与投资者签订了一份契约，高成长企业通过融资扩大经营规模创造更大的业绩增长，带给投资人实实在在的回报，不是圈钱不还的概念。如果让不赚钱的公司上市，除了固化资本市场没有契约精神的圈钱文化，固化和鼓励更多的投机行为，对经济发展没有实质性意义。

　　为创新创业企业上市融资打开空间，《证券法》的条款修正拟将发行人持续盈利的要求改为可持续经营，这反映了对公司上市融资认识的误区，严重缺乏对直接融资的风险认识。创新创业公司是否可持续经营，是无法判断的。阿里巴巴是成立十五年后才上市的。在创业初期，没人知道阿里巴巴能否经营下去。很多类似的公司都消失了。马云也很纠结，因为没人能预期电商模式会成为消费或购物的主要模式。特别电商模式的消费主体是80后、90后，十五年前，他们还不是消费购物主体。当时也没有第三方支付，供需双方的利益也没有任何保护机制，不但电商平台是否具有持续盈利的前景无从判断，连生存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简单把发行人的要求改成可持续经营，让一大批根本无法判断前景的公司进入股市，可能埋下危机伏笔。焉能让上世纪90年代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由概念包装制造的上市泡沫危机在我国重演？

　　一级市场发展制度上的创新，不能以放宽上市标准为目标，而应以如何筛选优质的上市公司为目标，充分的信息对称，严惩虚假信息包装，投融资双方风险定价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当然还有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都是保证优质公司上市的必要的制度性建设。优质上市资源的培育在场外而不是场内，创新创业公司，应由天使、风投、PE基金不同阶段的多轮接力式的资金支持体系或者叫“耐心资本”来长期支持。频繁股权转换是没法培育公司的。新三板市场设置的频繁转换机制，可能违背初衷。

　　二级市场制度安排也要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改善经营，不能鼓励变相操纵价格的“市值管理”。二级市场产品和工具的创新，不能固化贪婪、野蛮生长的丛林原则，高频交易，借钱投资高风险，不以对冲风险为主以投机套利为主的卖空机制，未必是推动更理性投资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创新。所有改革和制度建设，必须合乎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