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应被西方理论框架束缚住手脚，但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中，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痛点和难点。”在近日由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与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联合发起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思想中国论坛上，不少业内重量级经济学家纷纷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论坛上，经济学家们围绕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当代经济学的困境、挑战与机遇展开研讨。

　　学界不缺理论和数据缺“常识”

　　论坛上，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的一番发言颇引人关注。他直言，“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我们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

　　许小年指出，第一常识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他们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成本几乎等于零的一项政策措施”。

　　第二个常识，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这个也是常识。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的转移支付，债务的积累，后果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导致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务部门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这更是纯粹的转移支付，而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许小年说。

　　第三个常识，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许小年说道：“这里讲的规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是完美的，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就没有必要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这个常识30多年前，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一些人忘记了。”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是，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许小年看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宏观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而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

　　发达国家的理论未必适用

　　在谈到当代经济学理论及中国的现实问题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肯定不一样、阶段不一样，即使现象一样但是背后道理不一样。即使发达国家把这些复杂性的经济学的东西引进去，也不见得拿到发展中国家就一定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和决定因素跟发达国家不一样。

　　林毅夫介绍说，依据世界银行研究，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去除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即日本、亚洲四小龙。

　　“从这种成果来看，也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200多个经济体当中至少有180个，经过70年的努力，实际上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林毅夫说，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来制定政策是成功的。

　　林毅夫解释说，在发展中经济体向西方发达经济体“取经”的过程中，意识到若要赶上后者，需要去发展发达国家那些资本、技术很密集很先进的产业，也就是改用“进口替代战略”，但推行的结果普遍是由简单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造成危机不断。

　　反观少数几个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亚洲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却是当时被主流政策框架认为是错误的思路。即使在上世纪80、90年代也是类似，中国、越南以及更早期的毛里求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当时推行的是渐进、双轨的转型，也是与主流经济思路所相悖的。

　　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没有成功呢？林毅夫解释说，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而且，发达国家的理论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应用发达国家理论到底拿哪个理论应用，更何况你拿哪个理论应用都会碰到限制条件，条件不一样理论也不一样”。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沉下心来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林毅夫说，要抓住中国的快速发展、快速转型，中国在国际经济越来越大的机会，就必须要有敞口的心态，在研究中要抛弃现有任何理论，包括抛弃发达国家现有的经验，然后来真正的以出生“婴儿”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按照经济学和亚当斯密的方法，从本质了解它背后原因的方式研究。“这样出来的理论可能会更接近现实。这样形成的理论，对了解我们出现问题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才会有更高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创新是学界世界性的呼声

　　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大变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现有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需要破解。对此，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呼吁，“经济学需要创新与发展，已经成为新世纪经济学界世界性的呼声。”

　　夏斌解释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同时也不能很好的为经济复苏和运行提出有效的政策药方。

　　“但在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度已超过美国、欧盟，中国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本身已成为解释世界经济现象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的崛起既为21世纪理论经济学的升华提供了土壤，也为中国经济学论的理论创新创造了千载良机，面对经济学发展百年的前景，我们当今中国社会有必要也有可能去资助和鼓励中国经济学人潜心思索、创新发展，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夏斌说。

　　夏斌透露，他和韦森教授两年前合议，在众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资助、支持之下，成立了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宗旨是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通过搭建一个重点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人的国际舞台，以及资助相关的专项学术课题研究等，鼓励和推动中国经济学人参与国际经济学术理论的学术竞争和繁荣，为人类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相信通过基金会的不懈努力和各界的大力支持，只要持之以恒，革除当下轻理论研究的浮躁的倾向，我们一定有望在当代经济学理论创新等方面实现突破，使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也要成为全球的思想中心。”夏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