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据此推断，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长期低速增长时期。事实上，下这种悲观论断为时尚早。此次危机虽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但背后有长期技术周期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入一个20年的繁荣期；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的严重问题。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进入长达十几年的调整期。进入90年代之后，新经济兴起，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次贷危机既是这个繁荣期的终结，也是新的调整期的开始。由于美国具有技术引领者优势，世界经济也随美国经济进行调整。然而，正如上一轮调整一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我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8年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我国经济开始转型，结构调整成为新亮点：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占比上升，成为三次产业中最大的产业；长期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有所松动，消费占比上升；居民收入增长跑赢GDP增长，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内陆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沿海地区，全国产业布局和收入分配格局趋于改善。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大体相当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上世纪70年代逆势而上，到80年代汽车和电子行业全面超越美国。韩国经历了90年代的起伏之后，实力在新千年的头10年里爆发，汽车产业进入成熟期，芯片生产全面超越日本，手机则可以和美国展开最高端的竞争。我国当前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指标都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指标非常接近，而且还在不断改进之中。特别是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今年有望达到2.2%，到2020年将超过2.5%，超越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我国的大学入学率超过日本当年的水平，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每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达到惊人的700万。这些情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将继日本和韩国之后，成为下一个在技术上赶超美国的国家。

　　事实上，我国已经在一些技术领域显露出赶超的端倪。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领域，我国不仅拥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而且拥有华为、中兴这样位居通信技术前沿的国际化公司。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可能对传统金融产生颠覆性影响。在新材料领域，我国也有位居世界前列的创新，如石墨烯研制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电动汽车是汽车业发展的方向，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将有力推动电动汽车技术进步，我国的电动汽车有望主导世界。

　　创新需要良好的法律和金融服务。在这方面，我国正在加紧改进步伐。得益于两年来金融市场的开放，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实现了多元化。以往，资本市场完全依赖沪、深两个股市，容量有限，银行贷款是多数企业唯一的正规融资渠道。金融市场开放后，直接融资的比重大大上升，风险投资资金迅猛增加。股市“三板”和“新三板”的设立，为风险投资实现回报创造了有利条件。相比之下，法律方面的改进还比较滞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到位，知识产权法律也不够灵活，影响了科研成果转化。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法律环境将得到实质性改善。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列车正在向我们驶来。通过持续的科研投入和不懈的体制改革，我国将不仅能够搭上这趟列车，而且还将坐进头等车厢。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