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钰芸

　　人物简介

　　潘英丽，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潘英丽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会副会长，招商银行独立董事。曾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1998-2007），中国海运集团公司顾问（2002-2011），并因发展我国社会科学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

　　早年师从我国国际金融学科创始人陈彪如教授攻读国际金融博士学位，已从事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等教学30年，近年来主要研究兴趣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等问题。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0余项，出版专著20余部。在国内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近期主要著作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现代中国》（2009，三卷本）、《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研究》（2012）、《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研究》（2012）；合作主编国际论文集《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2013）；主笔《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与人民币国际化》（2014年11月，三卷本）。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15年第14期“鸿儒论道”上，围绕“人民币国际化与在岸资本市场建设”，阐述了何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等方面的思考成果。她同时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全球银行的功能，建成全球经济金融强国。

　　人民币国际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本世纪初，人民币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话题。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其背后是中国希望走向一个经济强国、金融强国的愿景。

　　潘英丽指出，从改革开放30年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中国曾是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受益者和铁杆支持者，通过先贬值后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加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等有利条件，促进了外国直接投资及来料加工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在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储备资产价值和货币主权的损失。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与美元持续贬值的反向变动，成为令货币政策决策者喜忧参半之事。因此，如何在保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美元的使用与积累，就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观推动力。而过去30年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与之相适应。OECD（2012）对未来50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报告指出，世界经济重心从美欧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仍将延续并加快。中国和印度两国的GDP总量未来50年将增长7倍。中国GDP占全球比例将从2011年的17%上升到2030年的28%，美国同期则从23%下降到18%。

　　“从这个角度来看，到2050年，中国经济体量有可能相当于三个美国，如果我们的财务很大一部分仍以美国国债的方式持有，会带来怎样的问题？美元体系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潘英丽指出，这个预测说明，随着经济重心从美欧转移到亚洲地区，经济多极化和国际货币单极化之间的冲突将会加剧，而出路就是用货币的多极化去适应经济的多极化，“别无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步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三足鼎立格局，变成稳定的框架。”

　　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潘英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避免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实践误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是一国通过货币国际化将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战略利益。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依据上述原则，设立最低与最高目标。

　　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是通过大宗商品及金融产品的人民币计价，避免汇率与美元的不稳定风险。而长期来看，终极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全球银行功能，通过在岸AAA级公债市场吸收低成本资金，为本土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进行有效配置资源。

　　“如果大宗商品或者部分金融市场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能用人民币计价，我们几乎就没有汇率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交易都用人民币结算，美元哪天崩溃和我没有关系，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底线，而这需要通过双边的国际经济政策来推进。”

　　她同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是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全球扮演一个银行的角色。“美国是发展成功的全球银行，它在全球配置资产，获取高回报，中国未来能否在亚洲地区、全球范围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必须要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和国家信用，这样才能赚取银行的高利差。”

　　不过，潘英丽也表示，从全球银行的角度来看，中国实行资本账户开放的时候并没有到来，因为中国目前仍缺乏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她说：“资本账户开放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发国债，可以用最低廉的成本实现海外资金的筹集，但与此同时，国内的企业与金融机构必须具备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货币的国际化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存在不小的吸引力，但国家经济等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关键所在。就美国而言，作为全球银行的角色，美国在1996年—2010年间实现了4.67万亿美元的净利差收益，但不可否认其在此过程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如产业结构扭曲、资产经营与负债经营的分离、美元体系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

　　因此如果一味学习美国模式，现在看来也有局限性，因为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特别是制造业越来越少，而国际货币背后的支撑一定是出口强国。因此潘英丽呼吁，我国要加强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研究，通过强大的制造业出口，赚钱后再到全世界投资。“只有你支配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才能支持你的货币不断走强。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大国，我们希望全球货币体系、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也能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而不是让虚拟经济驾驭实体。”

　　共计创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中国近年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动作不断，试图放开资本账户与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对应短期和长期目标，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潘英丽表示，也应该分为前期即未来5年到10年的策略以及后期策略。

　　前期主要是稳健地创造人民币的国际需求，中国未来5—10年将致力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包括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金融转型和在岸资本市场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本输出，强化海外的商业存在，及目标一致地推进大宗商品与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计价；积极布局和培育人民币离岸市场，促进人民币计价、结算和交易网络的形成，扩大规模效应；并从亚洲着手推进国际社会加强对国际汇率波动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后期激进释放人民币共计创造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

　　后期则加快释放在岸人民币资产的海外供给，最终在2030年实现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占比达到12%-20%，成为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创造国际需求方面，首先要加快经济金融转型和在岸资本市场的建设，同时也要加速推进人民币的海外投放，积极促进资本输出。”潘英丽说。

　　她指出，其中，重点与难点在于后期的人民币海外投放，实现路径有三个阶段：通过对外贷款或投资以国内过剩产能置换海外净资产/净债权；对外国债发行与民间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实现负债与资产同步增长；步入成熟期的净债务积累，债务融资的综合收益应大于利息成本。特别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关键期，在岸资本建设有望促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健全，推动在岸政府债券市场、政府AAA信用、市场流动性的发展，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经济转型可持续要靠资本市场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场”不仅在离岸资本市场，也在在岸资本市场。那么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潘英丽指出，如果在岸市场不能很好地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完全是一句空话。“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从根本上退出金融抑制政策，建立起高效强健的金融体系。”

　　“在岸市场的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讲主要是两个逻辑——假如在岸资本市场不打好基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很难实现。而人民币真正变成国际储备货币，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是最基本的前提。中国这一届政府如果不能完成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谈何货币国际化？”潘英丽在演讲中强调，在岸资本市场的发展支持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的实现，包括创新驱动，都要靠资本市场。这是间接对人民币国际化创造前提条件。

　　她认为，更多的海外资产用人民币来计价，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最大的支持，但这些仍旧不够，最后一定是在岸资本市场也对海外持有人开放，金融资产具有流动性，使得海外持有人可以随时套现、买卖，才是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

　　“各国央行拿着人民币，你让它投资什么？所以最后国债市场一定要对它们开放，让人民币的持有者有投资的场所。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海外培育离岸市场，比方说未来把香港的、新加坡的股票、债券用人民币计价，但在在岸资本市场方面，比方说我们的国债市场，也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

　　潘英丽认为，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有必要发展健全的政府债券市场，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央行提供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平台，另一方面则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市场基础。“目前中央银行90%以上的基本货币投放依赖外汇占款渠道，随着贸易平衡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国债市场提供操作平台，完善收益率曲线，为市场化利率提供基准。此外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求本土具有规模庞大、流动性充分、安全性、成长性良好的资本市场体系，以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资产组合投资者对储备资产和流动性的需求。而在岸型国际资本市场的核心就是高信用等级的国债和准国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