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浩

　　近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5部长篇小说获得该项殊荣。这5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态势。

　　《江南三部曲》展现丰富的历史样貌

　　《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是格非深入思考并描写100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等问题的系列作品。

　　小说《人面桃花》讲述清末民初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和从容，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了复杂，通过清晰描述了混乱，通过写实达到了寓言的高度。《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小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小说通过描写诗人谭端午和律师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广泛透视了个体在剧变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度切中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总之，《江南三部曲》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当下，格非在坚守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具有时代对应性的叙事，由个人、家庭扩延至社会和历史，生动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

　　《这边风景》独好

　　《这边风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39岁时完成的新作。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带有历史沉重的分量，又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极为生动，悬念迭生，矛盾冲突集中，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机智幽默。小说的结构独具匠心，在每个章节后都设计了“小说人语”，用79岁高龄的王蒙今时今日的角度去适时点评和阐述39岁王蒙当时的创作和思考，形成“老年王蒙与中年王蒙”的对话，为这部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添加了现代感和时代感。

　　王蒙在书的后记中写到，“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从遗体到新生。”《这边风景》曾被雪藏在柜橱里近40年，直到王蒙78岁那年，才被儿子王山无意中翻找了出来。当时正值妻子崔瑞芳离去，尘封之作重见天日，勾起了王蒙无限感怀。在《这边风景》的首页上，王蒙还特别写下了这样的献词：“纪念我的初恋情人，我的终身伴侣，与我共同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切，并一再鼓励我写下了此作的永远的崔瑞芳吾爱。”

　　《生命册》书写生命的万般情状

　　《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巅峰之作。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生命册》中主人公“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我”是一个有着一切自省者的特点和带有知识分子尊严的人物，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观察和审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小说从“我”的视点出发，把“骆驼”、“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不同性格、不同人生际遇、不同命运遭遇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串联起来。从这样一个个典型人物身上，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看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纷纷扰扰的世界，看到中原大地上50年来生长着的苦难和血泪。

　　《生命册》中，既有对20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繁花》开在大地上

　　作为《上海文学》的编辑，金宇澄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35万字的篇幅里，一个上海，两条故事线索同时推进：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几个上海男人贯穿始终——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轮番登场——蓓蒂、淑华、梅瑞、李李……“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赵丽宏评说它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作品。

　　众多评论都谈到了这部小说的语言特色，这的确是《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即巧妙运用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书以沪语行文，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句子短而细碎，少铺陈，干净利落，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黄雀记》用香椿树街影射整个世界

　　与文学世界贴近当下现实、关注社会热点不同，在《黄雀记》中，苏童延续自己小人物叙事风格，重回其一生写作的“文学原乡”——香椿树街，用读者熟悉的“苏式”文笔风格书写一段爱与伤害交织的青春残酷、心灵成长故事，也是一个“关乎罪与罚，关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故事。

　　《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甚至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

　　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我写它倒不是说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