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由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劳尔·卡斯特罗》在俄外交部接待宫举行了推介会，俄外长拉夫罗夫亲自出席活动并致辞。拉夫罗夫对该书作者尼古拉·列昂诺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列昂诺夫曾是苏联克格勃退役中将。

　　日前，列昂诺夫在自己的庄园里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劳尔·卡斯特罗的俄罗斯好友

　　这位已经87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思路清晰，但他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他那深不可测的目光。

　　据《劳尔·卡斯特罗》一书讲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希望扩大与西方联系，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挑选了15名毕业生送出去深造，为将来与外国领导人会晤培养熟练翻译，列昂诺夫名列其中。当年5月，他从意大利登船去墨西哥，在船上结识了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1956年夏天被流放到墨西哥。列昂诺夫在街上再度巧遇劳尔，并认识了切·格瓦拉。但是后来这几位古巴革命者被墨西哥特工逮捕，警察在搜查切·格瓦拉住所时找到了列昂诺夫的名片。列昂诺夫因此被发配回莫斯科，在外国文学出版社谋生。

　　1958年，菲德尔领导的古巴革命成功在望，苏联对古巴兴趣陡增。列昂诺夫命运斗转，被紧急起用，1958年加入克格勃。1963年菲德尔访苏时，列昂诺夫任其翻译。列昂诺夫与劳尔相识几十年，在新书中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劳尔的生平和活动，涉及古巴革命、苏古关系发展。

　　与劳尔相识是机缘巧合

　　记者：您的新书《劳尔·卡斯特罗》中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您想告诉读者什么？

　　列昂诺夫：我这一生幸运的是，我在24岁的时候，遇到了同样是年轻人的劳尔·卡斯特罗。自然界中最伟大的现象是友谊，我恰恰同他结下了。通过同劳尔的友谊，我对拉美、对古巴的了解大大加深。这不是纯粹由国家利益结下的友谊，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我1991年退休至今已经25年了，而他是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但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情谊。我一直应他的邀请每隔两三年去一次古巴。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时局，我们总能找到共同看法。

　　记者：是否存在那种情景，一下子让您意识到你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

　　列昂诺夫：我认识劳尔是在1953年坐客船横渡大西洋时，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完全自发产生的。

　　记者：您在苏联被视为是发现劳尔有领导国家能力的第一人。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列昂诺夫：这么说太夸张了。劳尔与菲德尔一样是天生的领导人。如果看看卡斯特罗兄弟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像领导人。大学时代他们就领导学生组织和抗议运动，他们从不躲在同志的背后。

　　“你帮助搭个桥吧，同劳尔谈谈”

　　记者：您和卡斯特罗兄弟的交往对您一生是否有所帮助？

　　列昂诺夫：因为我认识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曾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不明智、不成熟的人，我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家的梦想也随之遭到打击。后来古巴革命胜利了，我又变成了一个被需要的人。苏联领导层为了构建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体系，很重用我，因此我经历了大起大落。这是命运的捉弄，但结局是很好的。

　　记者：国家关系影响您同劳尔的友谊吗？

　　列昂诺夫：当我们两国关系紧张时，我们的领导人常求助我，说，列昂诺夫，去趟哈瓦那，同劳尔解释解释我们的立场。我总是愉快地执行这类使命。因为我一贯赞成俄古两国之间建立友谊和密切关系。我去了，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者：您的书籍是否经过了相关机构的审查？

　　列昂诺夫：（笑）并没有。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关于菲德尔政治生涯的书，古巴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并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提供了一些文件。俄罗斯和古巴都没有对这本书进行任何审查，这是完全依照我本人意志写成的作品。

　　记者：劳尔看过您的新书吗？他怎么评价？

　　列昂诺夫：在劳尔今年5月来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时，我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已经读过了，很喜欢。他给我留言“非常感谢您写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奖赏。（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