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农业税

　　我国从公元前594年开征农业税，到公元2006年彻底免除农业税，刚好2600年。作为一个农耕大国，“皇粮国税”一直牵动着国家的兴衰。今年是免除农业税的第十年，回顾“农业税”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2000多年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编者

　　春秋：“初税亩”承认土地私有化

　　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按照耕种面积征税）的田赋制度，今天看来是极其平常的税制，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重大革命。因为这种税制第一次承认了土地私有化。而在此之前，一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公田和私田并存的情况。私垦田不向国家纳税，实行按亩收税，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农业产量的10%收税，这就增加了征税的面积，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后来，齐国对此进行了改革，实行“二岁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的政策，灵活收税，不至于让农户的负担过重。这是我国土地私有制早期的基本税制。

　　两汉：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西汉以后，我国的农业税逐渐完备，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赋税制度的蓝本。当时的税、赋、役分开征收。从征税对象上说，是财产税和人口税的结合，从征税形式上说，是实物税、货币税和劳役税的结合。西汉早期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所以农业税比较轻，初期的税率为农业收获量的十五分之一，后来减少到三十而税一，遇到天灾或国家庆典，可减免田赋。

　　但是除了田赋，汉朝人还有花样繁多的人口税和徭役，14岁以下要交儿童税，15岁以上要交成年税，商贾加倍。女子16至30岁不出嫁，还有晚婚罚款。徭役有更卒、正卒和戍卒，是强制性劳役和兵役，前者可以纳钱代替。

　　魏晋：“均田制”按田亩交税

　　东晋时期是封建社会早期试行按财产征税的一次改革，取消了按户征税而是完全按田亩面积计税。这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是比较合理的，但由于常常发生大地主逃税，国库空悬，不久又恢复了人口税。

　　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这叫均田制，与均田制相适应的税制是租庸调制度，租是农业税，庸是劳役税，调是实物税，以一夫一妻为征税单位。由于在均田时耕牛和奴婢的占有多少也予以考虑在内，因此对耕牛和奴婢也都征税。

　　唐代前期也实行均田制，但税额较北魏低，而唐代妇女一般不受田不课税，所以唐代税制是以成年男子为纳税单位的租庸调制。后来开征了地税，规定耕地亩纳二升，小米、麦、稻各依土地所产，储之州县，以备凶年。天宝年间，土地兼并到了肆意泛滥的地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赋税制度已经完全瘫痪。

　　唐代：“两税法”尝试取消劳役征派

　　公元780年，唐代著名的理财家改行“两税法”，这是历史上农业税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其影响所及，沿用到此后一千年的清代。由于这种税制要求纳税人（主要是农民）每年在夏秋两次纳税，所以称为两税法。课税的项目主要是地税和户税，取消了劳役征派。地税按田亩纳米、麦，每亩纳米（麦）五升至九升五合，户税按贫富等级来定税额多少。两税法规定不论官吏豪富都要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另外，它把此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都纳入两税之中，减少了税吏从中勒索的机会。

　　从唐后期，历五代至两宋，降至明清时代，赋税制度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本质上还是在唐代两税法的大框架下进行的，但在正税之外，还有一些杂税和徭役，这些作为辅税而设的征派常常成为酷吏贪官敲诈农民的借口。于是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把正税（田赋）、杂税和徭役合并为一，称为“一条鞭法”，将赋、役平行征收改为赋役合一，“一概征银”。到这时，劳役制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政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口的合理流动。

　　历史发展到清代的雍正皇帝坐朝的时候，税制还是沿袭唐代“两税法”的基本框架。清初税法最大的弊端是，政府在法律上赋予有权势功名者及其家庭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这个享受免税的富有阶级越来越大，以至到后来连普通的乡绅、吏胥和生员都钻进了免税之列，于是乡村中就出现“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的极不合理的现象。雍正的改革被称为“摊丁入亩”，就是把过去按人头征收的“丁银”摊到田赋上，一律按田亩数量征税。它的实质是向有田产的富有者加税，向历来享受免税待遇的权贵征税，而无地的佃农，就不需向国家交纳赋税了，沿袭几千年的人口税被取消了。后世有人评说，中国近几百年来人口增长加快，与雍正的取消人头税有关。

　　民国：田赋一度成为地方财政收入来源

　　民国早期，对农业仍采用田赋征收的制度，到民国后期，设立了包括田赋在内的土地税体系。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将田赋收入划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田赋征收制度由各省在中央制定的原则条款下自行制定。基本是一年分为两次（上忙、下忙）征收。税收负担各省都有差异，南方税负高于北方。地方的自治、公安、保卫、卫生、教育、筑路、水利等所需均摊入田赋附加当中，农民的负担是很重的。直到1934年清查逃税土地，整顿田赋征收制度，才有所减轻。1941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前方抗战，国民政府将田赋征收权收归中央，并且实行直接征收粮食，对战争期间保证军队和后方居民对粮食的需要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能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地方官员采用大斗浮收，压级压价等手段中饱私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