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悲剧不断

　　小城毕节频上头条

　　■特约记者 程喆

　　3年前的冷雨夜，贵州毕节七星关区，5个留守儿童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全部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当时的毕节市领导痛心疾首，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但悲剧并没有停止发生，接二连三夭折的留守儿童让“毕节”广为人知。而毕节作为中国乡镇的一个缩影，让人不得不审视儿童权益保护这一变得沉重的话题。

　　毕节之“劫” 为何又是它？

　　毕节，又是毕节。继今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的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事件后，仅仅两个月，毕节又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在家中遇害的悲剧。

　　经过贵州省纳雍县警方证实，8月4日被发现遇害的2名未成年人姐弟（姐姐15岁，弟弟12岁）死亡案件已告破，犯罪嫌疑人张某杀人的动机是因为一些琐事与被害人发生了口角，自己情绪失控而将两名受害人杀害。

　　有关死者的身份，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尚未有权威部门“一锤定音”的回应。一方面，媒体频频提及两姐弟是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当地通报中“父亲外出”内容较为含糊。毕节的悲剧远不止这些。今年5月5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七星关区田坝镇先进小学校长杨某性侵6名留守幼女案一审宣判，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判处杨某死刑。

　　从5名流浪儿童垃圾箱烤火中毒死亡，到4名留守儿童集体服用农药死亡，再到2名“父亲外出”的儿童在家被害身亡，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未成年人均脱离于父母的监护之外。

　　一味苛责毕节是不公平的。在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的悲剧时有发生，只是人们对毕节有足够的新闻敏感性，毕节也就成了讨论留守儿童相关问题的而一个范本。

　　土地留不住人

　　有人将留守儿童发生的悲剧归结于贫穷，因为贫穷，将家长捆绑在土地上已经不能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所以需要进城打工；而若进城还要带着孩子，则会加重经济负担，所以将孩子留在村里，交给邻居、亲戚看管，或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

　　毕节这几年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不断消失，贫富差距也非常明显。“十一五”期间，毕节的GDP和财政总收入分别从281亿元、45亿元增加到745亿元和180亿元，在全省经济发展综合测评的排名由2007年的第七上升到连续两年排名第一。可是，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扶贫标准，全市还有贫困人口250.05万，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1.76%。

　　共青团毕节市委曾作过一次全面的统计，全市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因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的留守儿童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10.6%。

　　来自全国妇联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6102.55万人，相当于全国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其中独居留守儿童达205.7万人。这些没有关爱和保护的孩子被凌辱、被胁迫犯罪、被强奸猥亵，甚至死于各种原因，一点也不难理解。

　　责任之问 不仅仅是贫穷

　　不过，将所有悲剧都归因于贫穷，未免太过于简单。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的4名留守儿童服用农药自杀事件中，虽然当时的具体情形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但据新华社报道，七星关区区委宣传部负责人曾表示，孩子家中有1000多斤玉米，几十斤腊肉，甚至还有3000多元存款，以此澄清“儿童自杀是因为生活困难”的传言。事实上，从媒体在现场发回的报道看，四兄妹家盖了两层小楼，不像是贫困之家。

　　每次出事，就有一批官员被惩罚。“流浪儿垃圾桶内中毒身亡”后，七星关区政府宣布，2名官员已被免职，另外3名官员已被停职检查。事发后被处理的官员中，从分管区长到小学校长，教育系统人员占了一半；而在被处理的当地官员中，民政系统人员占据了另外的“半壁江山”。“四兄妹自杀”事件发生后，又有教育部、党委、学校等官员被处分。

　　而且，毕节的儿童在垃圾桶取暖丧生事件后，毕节政府就承诺每年提取市、县(自治县、区)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8%设立留守儿童关爱基金，3年累积下来，应有1.7亿元。

　　可是，为何在每次悲剧发生后、领导被处分后，依然不能找到更为有效的救助办法？为何总是在一阵风潮过后，又会陷入无休止的循环？

　　老师爱莫能助

　　在救助留守儿童的民间组织看来，留守儿童需要的是爱和陪伴，而不是金钱。政府和志愿者或许能帮助孩子的功课和让他们获得足够的食物及衣服，但不太能考虑到他们的情感需求。所以，在“四兄妹自杀”案件中，舆论中有一种不同的声音是，悲剧是老大性格孤僻导致的。

　　新华网刊文称，村民们普遍反映，4兄妹前些年遭受过很严重的家庭暴力，导致“性格很孤僻”。老大以前曾有过轻生的行为，但并未引起重视。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在“流浪儿垃圾桶内中毒身亡”事件中，当地一名记者此前采访过他们，年纪最小的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不想回家，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他一喝酒就打我，有时候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真的不想回家，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

　　其实，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其根源大多是家庭教育的问题。而学校却无法给他们提供成长中真正需要的关注。毕竟，学校教育的主要职能是对学生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老师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即便老师再如何燃烧自我、照亮学生，这一点烛火也不足以满足孩子对于家庭温暖的渴求。

　　留守儿童的心理和情感“贫困程度”有时比物质贫困更需要关注。“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流传在民间的顺口溜，是对当前一些留守儿童生存现状的形象反映。

　　与此同时，作为直接监护人，当前家长监护意识的缺失使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更加凸显。

　　政府鞭长莫及

　　在“流浪儿垃圾桶内中毒身亡”一案中，很多人诧异的是，这几个孩子辍学了，学校和政府管不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文章称，在毕节，如果学生不到校，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属于“包保”对象，负责对学生追查；如果去家里三番五次动员仍然追不到，就上报镇政府，由政府下复学通知书。所谓复学通知，就是下一个通知书给家长，请家长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子女入学。按照现有的管理体系，在上学问题上，学校、家长和政府形成了一个三级保障网。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不顺畅，政府的监管和职责则无法有效落实。

　　而将孩子送往救助站，也存在现实的困难。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以前强制性的收容遣送制度改为现在自愿性的救助，有时遇到救助对象不配合，民政部门也是无可奈何的。对于孩子而言，救助站不自由、规矩多，生硬的救助反而让他们产生反感。

　　可见，在悲剧发生前，家长的失职、老师的处境和政府的缺位，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环。也许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尽了一点力，可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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