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又礼

　　对仲辉和聂立立夫妇而言，评价一座城市好坏的标准，基本是由弃婴数目、福利院的作为程度，以及人们讨论起这两者时的态度来决定的。

　　仲辉和聂立立是CCAI（全称Chinese 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创始人。这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从事跨国孤儿收养已经23年了。在此期间，11800个中国孤儿顺利找到“美国父母”。

　　契机

　　所有的故事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请。19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的硕士生仲辉应邀到杰克·雷曼教授家做客。雷曼教授在哥大讲授美国历史和西方文明。这个家的成员结构颠覆了仲辉对“家庭”二字的固有认识——8个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占一半，而且4个亲生、4个收养。

　　此时仲辉出国还不久，他还记得在中国“收养”不但是一种极其私密的行为，而且还带了禁忌的羞耻感。但看着这些跨种族的男孩女孩们在后院放肆奔跑、尽情嬉戏，看他们一家人牵手围成圈在晚餐前闭眼祷告，他感到很迷惑：这世界上难道真有无缘无故的爱吗？

　　1992年4月的一天，仲辉去拜访一位大陆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头版头条的10个大字进入仲辉的视野。他马上向小胡借了报纸，带回家中给妻子聂立立。

　　妻子聂立立是中国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持证律师，来美后她一直密切关注国内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信息，当读到“外国人允许到中国领养孤残儿童”时两人同时脱口而出：赶紧给雷曼夫妇打电话。

　　“雷曼教授，您那么有爱心，愿不愿意收养一个美丽可爱的中国女孩？”

　　杰克·雷曼听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们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不是60多岁的爷爷奶奶。但你们应告诉身边的人，一定会有许多乐于领养中国孤儿的家庭。”

　　于是，两人开始悄悄地问身边的同学、邻居和教友。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地告诉他们：“这太好了！我们太愿意到遥远的中国领养一个孤儿了。”

　　燎原

　　艾丽·柏灵在星期天的下午，循例翻开教会简报阅读，其中一条短讯吸引了她的视线：如果你的年纪在35岁~50岁，如果你的家里和心里都有更多的空间，如果你想收养一个被遗弃的中国女孩，请联系我们。

　　她拨过去，语音留了言。过了一会儿，接到一个年轻人的来电。

　　在听仲辉介绍完收养的大致情况后，柏灵夫妇成为CCAI第一个申请的收养家庭。那是1993年1月18日。

　　接下来他们又陆续接到了一些咨询电话，到3月，由6个家庭组成的Group1（第一批）即将成型。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聂立立打通了湖南省民政厅的电话。但传送过来的消息却并不如预期。

　　他们被告知，因为《收养法》尚未完善，中国国内的涉外收养都会关闭。她问这种关闭将会持续多久，得到的回答是：并不确定，可能是6个月，也可能是几年。

　　直到1993年年底，新的《收养法》出台。1994年3月16日，他们的传真机收到民政部发来的6页纸，上面是6名女婴的姓名、基本信息以及邮票大小的照片。

　　3月27日，Group1终于获准飞向中国，来到长沙。但就在当天，公证处派下来的工作人员却对仲辉说：“根据新的《收养法》，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无子女，我看这个团里的大多数家庭都并不是这么回事吧？”

　　仲辉顿觉遭到当头一击，他攥着拳头，不让自己倒下。7000公里以外，聂立立也正努力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她试图将身份转换成“聂律师”，拿过《收养法》、找出一摞关于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开始寻找两者之间的重合与破口。

　　仲辉回到酒店，招集6个家庭，鞠躬致歉后说：“一部新生法律，可能就像你们所等待的新生儿一样，很脆弱、不完美，但你们还是爱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爱我的国家，并且相信她会好起来。所以，请再给CCAI一点时间。”

　　第一次收养，政府部门间难免会有些信息沟通不畅。回想起21年前的事情，仲辉已经不愿意去回忆太多的细节。

　　其实仲辉夫妇明白，即便这次的收养以失败告终，也没有一个人会加以责怪，只是他们不忍看到这些父母们将得却失的落寞。就这样，他们坚持下来，CCAI也越来越强大，到第二年，收养家庭的数量一下飙升到140个， 到1998年，CCAI已经成为了全美最大的对华涉外收养机构。

　　想起这一路的曲折，仲辉和聂立立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其中种种绝境多得无法计数，但在走过蛮荒旷野之后，终会进入迦南美地。“况且世界上还有哪个工作能像我们这样，每天能跟这么多的家庭和孩子一起分享彼此美好的梦想呢？”（原载《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