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随录

　　文·姚 遥

　　一代大儒孟子去拜见梁惠王，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一句话，格调见高低。

　　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管理着这么大一个诸侯国的梁惠王，听起来还是个很勤勉的王，见到了高级知识分子，第一句话就问咋能把国家做大做强。可是，哪有见了知识分子就问搞好效益的方法，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都比较束手无策。话说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莱因哈特就特别朴实，他公开宣布：“世界金融系统崩溃说明了我们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现实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很丢脸，不想再教经济学了，现在我改教《韩剧导论》。”于是他在大学官网上贴出了新的讲义，叫做《现代韩剧研究》。

　　孟子先生也早就看穿了这一套，他对梁惠王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句话放在不打仗的年代，要这样理解，如果上上下下唯利是图，大家好像在搞经营，但其实都要搞内斗去了。与其对外要效益，不如对内争利益，想方设法把上面的人搞倒，集体收益在收缩，个人收益在变大。

　　梁惠王的管理方法，时髦的话就叫做绩效管理，设定了一堆KPI，然后敦促着下面完成，完成的好就会给果子吃。梁惠王见到知识分子都不寒暄两句，就问怎么可以把业绩搞好，充分体现了一把手亲自狠抓绩效的态度。问责他下属高管的时候，那就更加开门见山，绝对不拐弯抹角，爱卿，近来人口增加几何，粮食生产增加几何。

　　在战国时期，市场就那么大，资源就那么多，人力资源也就那么点，技术上还没有许多创新，还要不断地打仗消耗，要把绩效做成稳定增长，困难挺多的。可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就争一个领域的龙头老大，稍微落后一点不仅仅要挨打，更是面临破产兼并。面对凶猛的市场，领导心里特别着急，高管也被搞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可是领导和高管在利益上有着根本的区别，领导不仅仅需要效益，而高管光干好工作也并不等于有好的发展。战国时候，哪个国家不想把效益搞好，可是就算给了业界第一高管，结局又能如何呢。

　　战国时期的著名高管吴起，用兵如神，治大国如烹小鲜，帮哪个国家就能够把哪个国家给发展的有声有色。但人才都不是万能的，能力好的像吴起这样的高管，很容易有那么一些傲气，这样的名士底子就极大地影响了情商，导致政治斗争上的全面失败。像吴起这样的高管，特长是绩效特别好，但一来太善于搞工作的人容易得罪平庸的同僚，显得其他人都好像没干活一样；二来这样的人往往不是领导的嫡系，太勤勉于工作，就往往忽视了和上下级搞好关系，因此和领导的关系往往比较疏远，容易被领导身边的人进谗言；三来这样的人才特别有自尊，老受委屈也干不下去。为此，吴起也成为跳槽频繁的高管，他随便去一个单位就能干的出类拔萃，但总是干不长久，动不动就要被逼走换单位。

　　因此，吴起这样的高管虽然绩效一流，可是放在企业文化不健全的地方，干工作的弄不过编数字和搞内斗的，为此总是被管理层的其他人排挤掉，还不得善终。

　　而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看穿了绩效管理的问题，给梁惠王开了一剂药，以“仁”为本，把企业文化搞起来。竞争激烈的时代，不是不看绩效，而是不能光看绩效，光有短期目标，没有长远志向，企业文化建立不起来，上下就没法齐心协力的共同为一个目标持续努力。即便是碰巧有一个强悍的CEO敢于启用吴起这样的高管，但只要大领导变了，企业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就会放大作用，将机构搞得内斗频繁，无法做大做强。

　　这也是孟子见到了梁惠王上的第一堂课，光谈绩效管理不行，得先把企业文化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