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带走生命 却带不走历史

　　■姜浩峰

　　“只需3亿日元就能全部解决‘慰安妇’问题。”这是日本杂志《周刊现代》曝出的安倍雷语。6月上旬，安倍晋三召集关系密切的一些媒体负责人，召开“恳亲会”。据透露，在这样的酒局上，喝多了红酒的日本首相颇有些胡言乱语，也或许是酒后吐真言，他以“3亿日元”这样一个数字，来掂量整个“慰安妇”问题。3亿日元，大致相当于1500万元人民币。同样是用数字说话——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分布情况最近被首次披露。

　　新证据不断涌现

　　2005年，通过10年调查考证，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撰写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曾认定149处慰安所原址。又是整整10年之后，经过艰辛的调查、取证，又新认定17处慰安所。作为学者，苏智良从1990年代开始，跑遍万水千山，搜集证据，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慰安妇”研究专家。即便如此，对每一个新发现的与“慰安妇”有关的事物，他仍会仔细考证。比如新发现的日本印制的标记有“慰安所”字样的老地图，共有三张。

　　其中一张《虹口地区地图》，系当年的日本宇野商店印刷制作，图上标明虹口横浜桥附近的慰安所和克明里慰安所等。

　　另一张《上海街区图》，系1937年8月15日在东京印刷，图上标明绘制单位——“大日本帝国陆地测绘部”，并标有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的坐标。

　　“大一沙龙”的生意有多好？家住东宝兴路108号的陆明昌老先生于1994年回忆说，他自己从1932年初直至抗战结束，一直在“大一沙龙”工作，负责烧饭、搬运啤酒等。“营业情况一直很好。因此，老板近藤就只身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个人支撑。大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经营，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稍晚年代的《1943年最新大上海地图》，由日本堂书店发行，森武久制图。其中在虹口至少确认两处慰安所——上海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和“大一沙龙”慰安所。

　　那么，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苏智良告诉记者：“这就是一个为日本海军服务的慰安所。”据考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拥有两处专用娱乐慰安机构。一处位于四川北路多伦路路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对面，系军官专用的“海军俱乐部”；另一处在峨眉路400号，即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海军下士官兵集会所”。

　　峨眉路400号慰安所的考证、发现，最初来自从江苏科技大学退休的周新民先生。

　　周新民告诉记者：“关于‘日本海军俱乐部’，当时我翻遍了国内资料，都找不到线索。在苏智良教授的帮助下，找到了1937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其中提到了不少日军娱乐慰安机构，有很多名称，未必直接写慰安所。”

　　时间带不走历史

　　麻生彻男是战时日军军医。据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撰写的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记载，1938年1月2日，日本军舰“海运丸”将日本军方征集的日、朝女子104人作为“紧急军需品”运抵上海。麻生彻男对她们进行的体检结果显示，24名日本妇女患过性病，她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妓女；而80名朝鲜妇女基本是处女， 显然是被诱骗来的。

　　相当数量的女性在被日军残暴的性虐待过程中死去；战争结束之际，部分日军曾奉命对“慰安妇”进行肉体罪证消灭；辗转存活下来被调查所证实的女性，或不能生育，或精神失常，或肢体伤残，无一不在极度痛苦中挣扎。

　　对于安倍晋三喝着红酒笑谈“慰安妇”问题的泼皮说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镒表示，必要时须让日本政府对此事件表明立场。与此同时，日本民间倒也不乏正义之士。7月4日，日本自由记者土井敏邦拍摄的韩国“慰安妇”证言纪录片《与记忆共生》在东京涩谷一家小型电影院正式公映。

　　《与记忆共生》根据土井1994年至1996年在韩国原“慰安妇”住所——“分享之家”——采访拍摄的视频制作而成，其中记录了7名前“慰安妇”的证言。她们在纪录片中作证指出，当时她们被“为日军制作军服”“当护士”等各种理由哄骗或强行拉走到新加坡、中国上海等地充当日军“慰安妇”，“被当成‘处女贡品’献给日军长官享用”，在极其简陋的房间里充当日军的性奴。

　　而安倍的酒后胡言，又岂止在“慰安妇”问题上。比如针对日韩外长会谈，安倍说：“我说过，只要等待，韩方就会主动找上门来。”对中国——安倍忽而放言“安保法案就是冲着南海上的中国”；忽而宣称要行使集体自卫权，与美军合作，“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国”。他甚至拍胸脯承认“的确在谋划和中国的战争”。

　　去年记者采访苏智良时，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认定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在世者尚有32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陈丽菲教授透露：“今年这一数据减少到22人，死亡12人，新发现2人。”然而，时间带得走生命，却带不走历史。“慰安妇”问题，无疑是日本于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时间和金钱无法抚平的创伤。

　　（据《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