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迪

　　据统计，2014年~2015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共有43起。其中，自2015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部省份海南。然而，当记者就中国的校园欺凌现象进行全面调查时却发现，中国尚没有针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全国性调查，仅有的几份数据，是学者或相关机构在特定区域内调研后得出的，其目的多是针对一个项目和课题收集数据。

　　“在中国，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是支离破碎的。曝光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说：“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一套儿童保护系统。”这是一个亟须引起各方关注，也亟待全社会协同努力的领域。

　　“这是一名失控的孩子”

　　当警方找到大吴的父亲时，他们吃惊地发现，他并不知道自己14岁的儿子在哪里。那是6月22日1时。他也不知道大吴是网上传播的一段“浙江庆元初中生暴打残害一小学生”视频中的主角。

　　不仅是大吴，同时参与打人的小吴、拍摄视频的小辉，包括被打的小毛，他们的父母都不清楚孩子为什么会被警方传唤。

　　6月21日，这段时长2分5秒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并引爆了舆论。在视频中，8岁的小毛身上挂着绳索样的物品，脏兮兮的脸上挂着泪水，被几个大孩子追打，小毛哭喊着“别打了”，但几个大孩子仍不停手。视频之外，还有嬉笑声。

　　庆元县公安局只用了一天就查清了来龙去脉。这起殴打事件的起因是一起小偷小摸引起的诬陷。

　　2015年5月初，小毛与两个小伙伴在冷饮店偷窃，其中一个伙伴被发现后称，一起偷窃的是小辉等人。小辉得知被诬陷后，叫上了大吴和小吴，找小毛带路去寻找造谣者。寻人未果，几人转而向小毛要钱。小毛没有钱，他们又去找小毛的父亲，被小毛的父亲责骂。一时气不过，大吴就与小辉、小吴一起将小毛强行带到庆元县城东大桥附近一间废弃的简易房内实施了殴打。

　　大吴的父亲离婚后，开了一家烧烤店，靠这个店面维持未成年的大吴、80多岁的老母亲和自己的生活。

　　事实上，大吴的小学班主任钟宁在接手这个班级之前就听说了大吴在学校的“名气”。打架、逃课、小偷小摸、搞破坏，大吴几乎一样不落。

　　“这是一名失控的孩子。”钟宁告诉记者。为了应对这个“最头疼”的学生，钟宁费了不少心思，只要发现大吴的一个闪光点，就在班里公开表扬。

　　然而，这些没有阻止大吴走上街头的脚步。他在街头闲逛，打游戏、上网，时不时违点儿法，也经常到派出所报到。庆元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赖志毅告诉记者，他所接触到的大吴，已经有了社会小混混那种流里流气、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样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受害者”

　　这4名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班、居住在县城不同区域的孩子是什么时候怎样走到一起的，学校的老师和家长都无法给出具体的答案。

　　抿起的嘴角，封闭的内心，成人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老师们虽然有过尝试，但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坚持；家长们或忙于谋生，或根本不认为这是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付出过。

　　庆元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喜欢在街上骑车闲逛的小毛，花掉了自己兜里最后的五六元零花钱，之后开始四处想办法弄钱或者直接弄点儿吃的。5月初，他偷拿了冷饮店的饮料后被店老板发现。靠着机灵，小毛逃掉了，但一同作案的小伙伴被店老板抓住。讲“义气”的小伙伴没有供出小毛，反而说出了小辉的名字。

　　这最终成为小毛被暴打一顿的直接原因。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3名打人的孩子都不满14周岁，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进行民事赔偿。如今，殴打视频事件的当事双方已经签订了赔偿协议。

　　对于这几个家庭来说，这笔赔偿款无疑又给他们增加了压力。“我向朋友借钱，交了赔偿款，接下来只能更拼命地做生意来还。”深夜2时，生意终于结束的大吴爸爸说。

　　无论是被打的小毛，还是打人的大吴、小吴和小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心理创伤的表现。庆元县城东小学副校长管林鹏告诉记者：“我们找到小毛后，他明显很害怕，扭着身子坐在墙角。”回到学校的小吴和小辉诚惶诚恐，还向同学表示出“没面子”“不如死了算了”的念头。大吴的爸爸则选择将大吴送出庆元县，希望换个环境后，他能重新开始。

　　“仔细想想，在这起打架事件中，所有的孩子都是受害者。”城东小学校长金光强说。

　　中国欠缺一整套儿童保护系统

　　“所有事件显示，我们对家庭和校园里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太缺乏意识了。”童小军说：“曝光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所有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一个儿童保护系统。”

　　“很多人说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立法其实仅是这套系统的第一步。”童小军说，“这套系统不仅要有立法，还需要组建一个庞大的专门做儿童保护工作的社工队伍”。

　　童小军介绍，美国的中小学均有驻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员不足，也可由护士或心理医生替代，但其必须接受过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训练。“儿童保护要由专业社工来做。试想，如果学校老师出现了打骂学生的情况，学生敢去找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吗？但如果孩子向儿保系统寻求帮助却没有得到解决，就要向儿保社工和所在机构追责。”

　　童小军还认为，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儿保社工应该由政府强制向学校派驻。她的一个同学曾想去某个学校进行相关研究，校方的直接反应是：你要揭露我们学校的黑暗面。

　　应对校园欺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需要开拓孩子们交流的渠道。一些专家希望能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青少年、家长和教师的互动，普及预防和应对校园欺凌的信息，实现对校园欺凌真实情况的评估。（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