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当前创业大潮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专家认为——

　　圆桌访谈

　　对话嘉宾

　　杜晓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鸣鸣（四川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一个小镇，37位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曾是推销员、装修工、大巴司机，乃至工厂厂长；曾经在广州、深圳、东莞、浙江、新疆、西藏留下足印，现在相继回到家乡——泸州市泸县方洞镇，并不约而同地决定：创业！

　　因为他们，小镇躁动起来。有的村，上千亩土地被打造成葡萄基地；有的人家，后院建起了高标准现代化的黑羊圈；有的闲置房屋，变成了手袋加工厂；有的小街，冒出几家电器、家具商铺。

　　对这37名返乡创业农民工，本报近日作了报道。今天，我们再邀专家，重温他们的梦想和困扰，分析他们的当下和未来，以求见微知著，更深刻地理解返乡农民工在这场创业大潮中的角色。

　　三层原因 如潮水般将农民工推向创业

　　记者：方洞镇返乡农民工创业者，7成以上在40-60岁之间，7成选择种养业，近8成是2010年以后回乡的。这说明什么？

　　杜晓山：创业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只有在外长时间打拼的一些农民工才具备。同时，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需要他们回乡照顾。40-60岁的人普遍有种养业的经历，把在外积累的信息和技术，应用到这个熟悉行当里，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较高。

　　张鸣鸣：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回乡创业还有两个动机。首先是回乡创业成本低——家乡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留守妇女、老人等，其他各种要素成本也低。还有，沿海地区的就业和成本相除的收益比在降低；而西部发展的机会在不断增高。这一部分有想法的、有积累的农民工回乡时发现，找不到和沿海收入类似的高收入就业机会，但创业环境不错，成本也不高时，他就会选择创业。

　　记者：为什么前几年农民工创业不多，而2010年后才有这样的回乡潮？

　　杜晓山：我们刚才所说的原因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很多是上世纪80年代末去沿海打工的第一批，打工20年，到了一定年龄势必选择落叶归根。首批出去的也成为首批回来的。2010年这个时间点，正是沿海加工企业受经济危机波及的时候，一些农民工被裁员或者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此时正快速崛起，交通等基础设施快速完善。这三种因素，像是三股时代的潮水，将农民工创业推到了台前。

　　如何定位 是当下创业大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农民工创业在当下的创业大潮中应如何定位？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有何意义？

　　杜晓山：农民工创业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全国城镇化率50%以上，但其中有10%-20%属于农民工，加起来体量还是非常大。但不得不注意到，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化自动程度加强，城镇用工数量会下降。而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反哺农村经济，创造吸纳就业的经济实体。同时，创业者们大多瞄准种养业，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转型升级，也带来了新的动力。

　　张鸣鸣：农民工创业，不能承载城镇化重任，因为他一定是小规模的，一定是农民工中的极小部分精英群体，难以拉动整个GDP。他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40、50岁的困难群体、留守妇女的就业问题。不管城镇化如何发展，都会有大量农民留在农村。而工业吸纳就业能力在下降，第三产业则基本依靠城镇。工商资本下乡时，靠大规模运用机械生产可以解决劳动效率问题，能拉动GDP，但不能很好解决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能解决就业，填补这个空白。

　　四川农民工创业潜力是很大的。目前每年新增5万人左右的创业者，还是比较低。考虑到我省农民工基数，只要有针对性地扶持，完全可能出现爆炸式增长。

　　如何扶持 要解决资金缺口和抗风险能力低问题

　　记者：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创业项目7成左右都在1-2年内有盈利预期，这折射出农民工创业的哪些优势？

　　杜晓山：他们创业，用工主要用亲戚朋友或留守老人，成本低；创业地点通常为村镇，用地成本低。而且，农民工回乡后，相比留守农民，拥有更好的见识和经验，选择项目更具市场眼光；相比其他创业者，他们更保守、谨慎，因为对这个年龄段来说，创业失败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这使他们重视风险，不贸然投入。这些因素推高了他们创业的成功率。

　　记者：劣势呢？

　　杜晓山：难以承受创业失败，换句话说就是抗风险能力低。农民工创业时投入会倾其所有，然而经营所需资金以及日后扩张都后继乏力，调整的余地就小了。同时客观上我们缺乏健全的保险体系，种养业一旦受到天灾或者外部市场的影响，有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

　　张鸣鸣：农民工创业者在信息获取、对经济规律和政策的了解是比较少的。我们说生产四大基本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企业家才能，农民工优势在于前两个，后两个没有比较优势。这注定了他们集中在小微、劳动力密集型项目，想要做大就会遇到瓶颈。

　　记者：我们也看到，37个创业者中，27个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缺口。如何扶持？

　　张鸣鸣：当然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不一定是低息，但至少要有融资渠道。农民工没有抵押物，如果全靠着打工挣的钱，非常艰难。江浙已经有尝试，比如试点反担保，或允许创业者手中的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等。在农村这一级，如果金融完全市场化的话，那么资本就会出逃，因为风险高、利润低。必须要行政力量介入，提供金融服务。比如利用财政资金进行担保，撬动银行贷款。

　　杜晓山：我建议，还应鼓励发展一些农民自身的合作金融、民间金融机构，甚至包括创业者中资金较多的，都可以参与到这种针对农民工创业的内生金融机构的建设中。他们更懂农村的情况，比等外部资本来支持要实际。□本报记者 陈岩 熊筱伟 赵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