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林

　　惊人相似的是：2015年处在债务危机中的希腊人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一样，在一个社会架构濒临瓦解之时，人们追求的是安宁，半推半就往前走，而不是积极变革。

　　一度，希腊人是安逸幸福的，国家给予国民各种福利待遇，如从小学至大学的全民免费公共教育，公务员享有的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希腊债务危机，源于2009年12月希腊政府公布政府财政赤字，而后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而揭开希腊债务危机的序幕。中国古人有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今，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失业率高达25%，4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和税收问题，希腊富裕阶层的收入水平回到了1985年，而穷人更是回到了1980年。

　　英国哲学家罗素准确把握了古希腊与希腊化时代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巨大差异。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对人生抱持着无畏的欢愉态度，那么希腊化时代弥漫的则是普遍的悲观主义和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和悲观贯穿整个希腊化时代，甚至可以认为，整个希腊化时代的哲学都是逃避的哲学。同样，这些带着消极因素的世界观像带毒素的刺时不时地扎希腊民众一下。

　　6月25日，希腊与欧洲债权人谈判破裂，该国宣布举行全民公投。7月5日，全民公投结果出来，任性的希腊民众对债权人说“不”。7月13日，在经历了1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后，欧洲债权人再退一步，就希腊援助协议达成一致，将对希腊提供新一轮援助，避免其脱离欧元区。

　　形成债务危机有多方面原因，但我认为，这与希腊人自古及今的人生观和人性有着很大关系，有着比政府和经济结构问题更深层的文化方面的成因。尽管曾经辉煌的形而上学的氛围已经远离，但这些先贤们的精神或多或少融入希腊人的血脉中，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它毋宁是跟随着生存斗争的后面在收拾病弱与伤残的一辆救护车。”

　　犬儒主义的演变

　　自古，希腊人有一种自然主义情怀（这一点上，同接受道家影响的中国人有类似之处），自然主义跟人为是相对的。希腊人喜欢自然，和人为构成对立。至今，他们也并非喜欢摩天大楼等建筑（而当下，所谓接受现代化的中国人却也越来越迷恋美国式和罗马式的城市化观念）。

　　自然主义回到希腊先贤那里，即是犬儒主义，奠基人是比柏拉图大20岁的安提斯泰尼，年轻时曾参军作战，先是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后一直跟随苏格拉底学习，亲见苏格拉底饮鸩而死。他老年后，摒弃了从前所重视的东西。除了纯朴的善良而外，他不要任何东西。他露天讲演，认为一切精致的哲学毫无价值，信仰“返于自然”，主张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财产，不要婚姻，不要确定的宗教。

　　决心像狗一样生活，狄奥根尼赢得了“犬儒”的称号，他住在一个旧木桶里，财产只有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访问他，问他需要什么，狄奥根尼答道：“我希望你闪到旁边，让我可以晒到太阳。”

　　其实回到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希腊人，犬儒主义已经变质。古代犬儒是“隐士”式人物，他们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现代犬儒是社会大众，犬儒心态和情绪渗透在他们的日常思维、行为和话语之中，随时都在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交融和变化。因此，呈现在债务危机中希腊人这样的特定环境里，那种犬儒主义的情绪特征是烦、累、厌倦、沮丧和无聊。

　　曾对政治有期望的希腊人

　　“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以难看的脸色，以伤害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他没有实际的损害。”

　　在古希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城邦时代，个人（主要指作为公民的个人）与国家（城邦）几乎是融为一体的，个人是国家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国家则是公民生活围绕的中心，城邦兴衰与个人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城邦时代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视个人为城邦国家的一部分，在国家之外独立存在的个人—这种观念是城邦时代的希腊人从来都不曾有过的。

　　在城邦解体后的希腊化时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紧密而融洽的关系也随之终结，希腊人不得不学会过单独的生活，而且还得学会在一种新的社会联合体的形式下，即庞大帝国的形式下生活在一起，尤其是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将一般民众统统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日益疏离。

　　当下的希腊人显然对他们的政府以及制度同样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也是从对政治、公共人物的幻灭开始的。他们认为，在真实的生活里，良心不过是人类虚妄的迷思梦想，只有彻底受金钱和权力支配的贪婪和自私才是人性真实的本质。

　　呈现出斯多葛主义色彩

　　公元前3世纪，希腊城邦制度解体后，芝诺创立了斯多葛派，成为希腊化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它吸收了犬儒主义最好的东西，成为更圆通的哲学。作为一种教义，它赢得了比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学说更多的信徒。今天，斯多葛主义几乎等于克制和坚忍的同名词，追求的是消除激情和欲望，过冷静而达观的生活。这些自然主义者认为，一个人的牵挂愈少，那么他受到的伤害或打击就会愈小。而世界变得如此不好，就让我们学会遗世而独立吧。

　　2000多年后，美国人梭罗也坚持斯多葛主义主张，提倡回归本心、亲近自然， 1845年7月4日，梭罗来到了瓦尔登湖畔的次生林里，尝试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伟大的《瓦尔登湖》于1854年问世。

　　深受斯多葛主义影响，希腊人并不认同中央政府政治，当时的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和其他希腊城市结成提洛同盟，就因为雅典控制同盟，迫使其他城邦单纯为其缴税，而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于公元前404年打败了雅典。

　　今天，虽然4个希腊人里就有一个是公务员，直接依赖政府获得收入，但他们认为中央政府是浪费和腐败的，这种缺乏对政府的忠诚甚至也延伸到对欧盟的态度。希腊人高兴地接受欧盟的补贴，但憎恨欧盟干预他们的生活。

　　伊壁鸠鲁学派

　　世俗生活的继承者

　　今天来看，经后人曲解的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剂毒药。享乐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挂钩，其实质为狭义的享乐主义，即极端享乐主义。

　　伊壁鸠鲁学说的中心目标就是要达成一种不受干扰的安宁状态，提倡寻求快乐。心灵的快乐就是对肉体快乐的观赏。伊壁鸠鲁学派的影响延续了4个世纪，广泛传播于希腊-罗马世界。伊壁鸠鲁一生病痛不断，但他锻炼自己忍受这一切，追求快乐人生。

　　尽管伊壁鸠鲁派生活简朴而又节制，但人们经欲望的推动，体验到一种积极的快乐。目标一旦达到，在没有任何进一步欲望的情况下，消极的快乐就实现了。它是酒足饭饱之后的一种神气活现的状态。

　　同样的警觉者有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他在《每日电讯报》上谈道：“如果希腊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国民性，突然发现北欧人对政府的信念和德国人的勤劳与节俭，那么灾难可以被扭转。”

　　也许看起来是这样—以上种种历史根源塑造了希腊民众的个人心理，影响了社会规范，他们已经很难随着市场的政策一起改变。

　　（作者为诗人、《空中生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