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达

　　4月15日，亚投行全部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确定，其数量也远远超出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当年初创之时的31个和28个成员国。

　　6月29日，各方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这家多边银行有望在年内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深金融家也走上前台，他就是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

　　曾是“英语奇才”

　　今年66岁的金立群被称为“中国的金融外交家”。他曾以副部级高官身份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担任5年副行长，是亚行的首任中国籍副行长。

　　回溯到1988 年，他曾任职于世界银行，为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后历任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副部长，同期还兼任中国在亚行、世界银行集团和全球环境基金组织的副理事。

　　学生时代被称为“英语奇才”的金立群，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师从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1980年，金立群从北外硕士毕业并获得留校机会。就在他一心规划着未来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时，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金立群被他的老师许国璋推荐到世界银行工作。

　　尽管起初不情愿，但许国璋的一番话让金立群后来一直铭记在心。他说：“我们国家也许需要上百个英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更需要的是懂经济、懂金融的人才。”

　　1980年，中国刚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打开国门的中国，看到了自己在经济、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各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悬殊差距。

　　金立群进入世行后，利用闲暇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经济经典，并曾作为美国国务院资助的汉佛莱学者攻读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

　　经验丰富的金融外交家

　　此后，他发表了多部译著和专著，希望把西方的金融实践和有关国际金融制度的理念带给国内读者。

　　他翻译的号称“美国金融史第一书”的《摩根财团》一版再版，发行量达数十万册，远销东南亚国家。2001年，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金立群出版了倾力之作《新国际金融体制与中国》，详细介绍和总结了他对国际金融体制的理解和看法。在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后，金立群一直活跃于国际经济事务活动中，参加了许多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包括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以及东盟“10+3 会议”和G20财长会议。

　　参加这类国际会议，深厚的英语文字功底是一项关键能力。各国代表常常为了公报中的一个词争执不休，金立群总是很有耐心地和各国代表“磨”，既言之有理，也表达得体，还争让有度，直到最后会议文件充分体现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和原则，维护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

　　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丰富经验和对资本市场的深刻了解与体验，奠定了金立群日后出任亚行副行长的基础。

　　金立群曾见证1981年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第一笔开发性贷款，此后20年更是亲历和经手世行与亚行在中国的许多贷款项目。这让他深深地感受到，国际性金融机构对于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让他对“高大上”的国际机构如何真正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理念如何结合迥然相异的各国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的认识。

　　就任亚行副行长后，金立群很快意识到，就事论事来谈为发展中国家减轻贫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帮助他们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增加就业机会。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在于能源、交通、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匮乏，绕开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机构将是舍本逐末。

　　在亚行，他负责南亚、中西亚和私营部门的贷款业务。上任仅4年多时间里，在他主导下的贷款业务规模和质量迅速提高；对私营部门的贷款量从原来不到3亿美元的规模，一路飙升至近20亿美元的规模，资产质量大大提高。

　　中国方案与多边合作

　　关于中国的角色，金立群说，亚投行虽是中国发起设立的，但亚投行不是服务于中国的银行，而是会优先投资低收入的亚洲国家。在众多成员国中，中国的GDP规模最大，这才决定了中国的出资额最高，这对中国而言，是义务而不是权力。今后，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中国将稀释自己的股份。中国不会以老大自居，而是会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

　　目前，能帮助亚洲地区进行开发建设的现有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仅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其资本金分别约为223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并且其职能十分广泛，如亚行总贷款的40%是投向教育、健康、扶贫和环保等社会领域，真正用于基建的资金捉襟见肘。因此，设立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多边金融机构的倡议引起了亚洲国家的共鸣。

　　关于亚投行的投资区域范围，2014年11月，刚刚卸任中金公司董事长的金立群在迪拜举行的一场金融合作论坛上，首次给出了明确的划分，即包括亚洲和大洋洲，但不包括非洲。由于亚投行的资源有限，会优先投资亚洲，尤其是亚洲低收入的国家，投资领域主要包括能源、电力、通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发展和物流等。（原载《中国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