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作过一次关于“80后”写作的三人谈。当提及郭敬明的作品时，我表达了反感和忧虑：郭敬明的小说由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有车有房、名校名企、大都会、英俊爱人——构成，这样一种叙述直接体现了年轻读者对于世界、对于生活理想的理解（“我要成为那样一种人”），最危险的是恐怕也会成为“最终的理解”。而设若多年以后，后来的研究者对21世纪初叶中国的青春文学产生兴趣，选取那一时期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小说（我们经常会迷信数据的）——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来寻访当时的青年。就是说以郭敬明式的文学以及衍生产品为镜像、管道来理解我们这代人，那实在是件恐怖的事情！总之，我觉得郭敬明的写作是逃避现实的，尤其危险的是其背后有一条完整可复制的产业链和巨大的集团力量。后来，在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当代小说选读”课上，我现场作调研，问在座的可有“小四”的粉丝，随即教室里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这也许包含着我认可的态度：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应该采取鲁迅先生的姿态，“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2013年，我读完了一个“90后”写的长篇小说，一共有20多万字，即冬筱的《流放七月》。并不是说这本小说写得有多好，其实里面集中了不少当下青春文学的通病。然而，特殊之处在于，小说采用了两条推进线索，一方面写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在探究历史之谜——文学史上的七月派。小说单行本的封底照例印着一些推荐语，其中一个推荐人这样说：“我在冬筱身上看到了他与现下‘90后’作者非常不同的地方。他选择了一个较为严肃的题材与青春衔接，那就是‘历史’。”说得很贴切，由此我会原谅这个年轻作者笔法的煽情甚至滥情。当理性的历史反思能力可能还不成熟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一种创伤性的体验去沟通，去共感他的前辈们在历史迷雾中的累累伤痕。这个“90后”作者本人就是七月派的后人。联想到牛汉、化铁先生的辞世，感觉好像是文学传统的薪尽火传。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流放七月》最初是在《最小说》上连载的，单行本由“最世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上面引述的那段推荐语就出自郭敬明。

　　前几天，我读了一篇科幻小说《单孔衍射》。作者刘洋巧妙地设计了时空传输和时间壁垒，在极限情境中，人类社会迅速实现了“世界大同”。小说给我很大震撼，因为在目前一般主流的文学刊物中已经很少看到对于人类社会“远景”的想象。这篇小说的原发刊物是《文艺风赏》，是由笛安主编、郭敬明推出的主题书。我赶紧买来这一期翻阅，更大的震撼随之而来——这一页上在肆意鼓吹《小时代Ⅰ》《小时代Ⅱ：青木时代》“闪耀大银幕”，不由得让人感慨资本的力量无孔不入；旁边一页上一位年轻的科幻作家正激进地想象着如何实现世界大同。如此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悖谬地扭结在一起！而扩展一点看，当下中国科幻年轻一代的作家中最优秀的几个，比如飞氘、陈楸帆、宝树，都是郭敬明旗下签约作家。

　　我上面举例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一篇关于历史，一篇指向未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郭敬明不断刷新我的文学想象。他真的那么简单？犹如一位君王，郭敬明傲然统领庞大的国土。但这也许并不是单一、均质的空间，甚至内部产生了对冲的力量，而“他的国”与其他“国家”毗邻处暗流涌动。肯定有朋友会觉得我少见多怪：郭敬明是商业资本的代表，商业资本肯定是吞噬一切的，什么东西“为我所用”就吸纳什么。是不是结论到此为止？本文的标题近乎戏谑，我只是想借此提醒大家重新出发去理解郭敬明。

　　对于郭敬明个人的写作风格，我依然维持原先的判断，甚至我感兴趣的不是郭敬明“帝国”疆域的高低起伏和峰回路转，或者他的“统治术”，而是在面对“他的国”时，我们自己的选择，以及我们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在哪里？能不能抛弃先前简单的成见，在对峙之外，勇于“入室操戈”？尤其是当冬筱这样的作者出现的时候，当那些写科幻小说的年轻人在商业市场和个人探索之间寻找一块回旋余地的时候，能否感知到他们在多方博弈的间隙里所进行的“借水行舟”的尝试？我们喜欢把文学分类，精英文学、通俗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学……其实，重要的是，这些文学板块的内部以及板块的缝隙间，存在着产生新意义与可能的空间，尽管目前这些空间还很暧昧、不稳定。我在《最小说》的网络论坛上发现，许多郭敬明的粉丝并不怎么接受冬筱向历史致敬的写作风格。这就是个值得追踪的话题：接下来，是郭敬明式的趣味成功改造冬筱的小说，还是冬筱的小说拓宽年轻读者的阅读视野？但我想，这正是文学研究者在今天的出发点。

　　（文／金理 作者系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