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安力

　　被拐儿童获解救后，不是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就万事大吉。有专家提出，在解救的同时，社会服务系统应同步启动完善的救援计划，这已成为中国打拐工作的必然延续。

　　年幼时就被卖掉或被拐卖的孩子，对亲生父母已没有记忆，却与买方产生了难以割舍的亲情；被拐后遭受虐待的孩子会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若是生活好的，回到亲生父母那里又会产生心理落差；即便是在稍大时遭遇被拐的孩子，也仍然难以找回过去的亲情。多年分离造成的迷失、陌生和不适应，是被拐儿童及其亲生父母今生难以走出的一片心理乌云。

　　对于那些被父母卖掉的孩子，养父母家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归宿，但如果没有买他们的养父母，他们的亲生父母不至于因卖掉孩子被判刑；对于被拐儿童的养父母，其作为买方是拐卖的罪恶之源，但在被拐儿童的眼中，却已经成为他们事实上的“父母”，这种矛盾的现实给我们打拐工作提出更多考验。据了解，2011年以前，对于那些获解救后未找到亲生父母的被拐儿童，为解决安置问题，仍然要寄养在买方家。从2011年起为遏制拐卖，改由福利院统一抚养，但住在那里获解救的孩子有的仍然思念养父母。长久以来，上述状况成为了修法的难点。于是，针对“买卖同刑”的呼吁，有专家回应：“更需提升国家监护和救助保障机制。”

　　避免被拐儿童获解救后再受二次伤害，不仅仅要依靠福利院或其亲生父母，还要有法制的健全、政策的支持和社会服务系统的保障。针对被拐卖儿童的“救助和康复工作”，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曾明确要求，要“积极帮助其回归家庭和社会，避免遭受二次伤害，迅速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多年来，我国在修订打拐立法、强化综合治理、完善救助机制、加大救助机构建设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就在6月26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进行了分组审议，二审稿由一审稿“收买即入罪”，但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改为“可从轻处罚”，拟对收买被拐儿童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儿童的处罚力度。

　　加大惩罚力度，并不能彻底解决“拐卖”和“收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许多“被父母卖掉的孩子”正是来自国家级贫困县，那些父母卖掉孩子的原因都源于一个“穷”字；其次，要建立完备的收养和事后监督制度，杜绝“一些人被动成为‘购买’者”的情况发生。专家说：“未来发挥作用的，不光是提高刑法的惩罚力度，因为没有孩子想要孩子的心情，可能比担心受到刑法惩罚要强烈得多。”再者，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改变“养儿防老”的思想；最后，我们还要针对打拐行动中被解救的儿童，建立有效的关怀救助机制，让他们能真正回归家庭、回归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