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为何调整政策机制

　　美欧日英央行政策机制“集结”，有利于西方协调金融政策，可能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构成“金融抑制”效果

　　文/刘军红

　　日本央行金融政策会议近日决定，自2016年1月起变更金融政策机制和运营方针，主动向美欧靠拢，规避政策错位风险。同时，英国央行也拟于近期跟随调整。由此，日美欧英央行将可能在政策机制上形成“集结效应”，全球金融政策体系或将发生新的不平衡，新兴、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日美欧央行政策方向不一，步调不齐，呈现明显的“政策分化”倾向，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市场稳定的官方风险。尤其是，当前美联储量宽终止，加息进入倒计时，而日、欧量宽正走在途中，还远不具备寻找退路的条件，一旦美政策变动而不能及时反应，必将暴露在美政策变动的风险中。

　　正因为此，日本央行决定调整金融决策机制，突出“与市场对话”质量，力求与美欧协同一致。首先，压缩金融政策会议次数，减少政策变动频率。自2016年1月起，仿效美欧央行机制，将“金融政策会议”从原来的每年14次缩减到与美欧一致的每年8次，以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其次，完善“经济形势预测机制”，强化“前瞻指引”。日本央行将每年发表两次的“经济形势与物价展望报告”，与同样每年发表两次的“中期评估”整合起来，改为每年发布四次正式报告，并在1月、4月、7月和10月固定发布，以便于给市场发出稳定、持续的信号，突出“前瞻指引”效果，引导投资，强化政策效果。

　　第三，改善央行决策透明度，对每位“金融政策委员”的“经济预测”和“风险评估”采取详报制，不再采用原来的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选择“中间值”的含糊披露方式，目的是强化与市场“点对点的对话”。同时，关于“金融政策会议”内容的披露，采取“会后一周”及时通报“主要意见”的新制度，确保与市场对话的“及时性”。而对于反映会议审议过程的“会议纪要”，则采取推迟披露的做法，确保对市场影响的“审慎性”。

　　日本央行上一次政策机制调整是在2006年。当时调整的重点是引进“经济形势与物价展望报告”制度，意图是注重对未来两年的“长期形势预判”，突出央行政策的战略指引性。而在与美关系上则更强调对美独立性。

　　而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国金融政策分化构成全球金融的新风险。一方面，美日欧英央行的金融政策方向、内涵、政策变动频率均呈不协调、不一致倾向，导致西方金融政策难以协调，反而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干扰因素。特别是，日美欧间“政策走势”不齐，使得全球资金流向紊乱，加剧了跨境、跨政策区域的投机，严重干扰了世界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在西方经济普遍陷入“长期停滞”背景下，世界经济进入低速稳定期，每年14次的政策微调过于频繁和精细，反而加剧了市场预期混乱，违背央行政策维稳的初衷，使央行政策的战略性被打折。

　　不仅日本央行压缩政策会议次数，英国央行也准备调整，力求与美欧保持一致。

　　更为关键的是，鉴于美国经济规模、国债发行总量、资本市场容量、黄金储备量及美元影响力均居世界一超地位，美金融政策的“动与静”都会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直接影响，这迫使各国央行在政策机制上不得不追随美国，尽量回避与美政策错位风险。

　　美欧日英央行政策机制“集结”，或给世界经济带来新风险。

　　日本央行在政策机制上向美欧靠拢，虽有利于西方协调金融政策，缓解G7机制的“肌无力”，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但客观上，也会形成西方央行政策机制的“一体化”，加速全球金融格局的“两极分化”，加剧世界经济的“新失衡”，进而，对新兴、发展中国家构成“金融抑制”效果。

　　当前看，新兴、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水平有差距，金融体制尚待健全，无法放弃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没有条件选择对美欧追随的做法，由此，恐陷入被排斥的被动局面。

　　而西方央行的“金融抑制”，也会恶化新兴、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的外部环境，平添政策调整的难度。

　　尤其是，金融危机后，西方6大央行已经签署了“货币互换协定”，结成“流动性联盟”，其金融与外汇政策直接挂钩、相互影响，强化了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力。而今，若西方央行进一步实现“政策机制一体化”、“政策变动频率一致化”、“政策手法趋同化”，必将强化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市场的“统制”能力。

　　在此，不能忽视的是，眼下中国金融改革步入深水区，人民币国际化业已启程，西方央行政策机制新格局或将改变中国金融、外汇制度改革的外部环境，需要审慎应对，积极协调，适时调整战略。□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