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择业，胡适特别强调兴趣的重要性。

　　不过，即使你对从事的工作充满兴趣，要想成功，还得有天分，肯努力。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绝顶聪明的人，又肯下笨功夫，方可成功。

　　胡适晚年对秘书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有天分，肯努力，但所处的环境不佳，那么，绝顶聪明者，渐渐也会失去学习的激情和追求的热望。结果，再聪明的人，在环境的限制下，也经不住岁月的侵蚀。胡适堂叔胡近仁就是一个例子。

　　胡近仁虽是胡适的堂叔，但两人年龄相仿，早年读书时，两人成绩相当，交往密切。胡适后来赴美留学，又入北大做教授，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学术明星。胡近仁一辈子没走出家乡那巴掌大的地方，一直“矮人国里做王”。既无竞争对手，又乏切磋同伴，环境闭塞，信息不畅，久而久之，激情与斗志消融于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中。一个才思敏捷饱读诗书的少年，长大后，于学术上竟毫无建树。

　　即使天分高，肯努力，又身处绝佳之学术环境中，所取得的成绩也不一定尽如人意。

　　在胡适眼中，赵元任天分极高。他和胡适是同届庚款留美生。赵元任的成绩是第二名，远远高于第55名的胡适。在送给赵元任的一帧相片中，胡适于相片背后题写的一段话寄寓了他对赵元任的热切期待：

　　“每与人平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但由于赵元任兴趣太广，人到中年后，他取得的成就与胡适对他的期待不能相符，胡适充满惋惜地感叹：“元任是稀有的奇才，只因兴致太杂，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当年朋友的期望。”

　　胡适本人似乎也重蹈了赵元任“博而不精”的覆辙。

　　胡适弟子唐德刚对老师因兴趣广泛而耽误学术感到惋惜，埋怨老师“捞鱼摸虾，误了庄稼”。确实，胡适的学术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对胡适对读者对中国的学术界而言，都是令人扼腕的憾事。

　　或许，顾颉刚是个正面的例子。

　　刚步入社会，顾颉刚就意识到自己只适合做学问。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我的性情只适于研究，不适于服务，亦不适于教育。故商务之事我固不愿做，即北大研究所之事亦未尝愿做。我所以渴想回京之故，一来想避去家庭，二来想治愈湿疾，三来为参考与问业的便利。”

　　顾颉刚和傅斯年是同学。后来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历史系时曾请顾颉刚去做教授，相处一段时间后，顾颉刚对傅斯年忙于政务荒疏学术颇有微词。在给胡适的信里，他恨铁不成钢地说：

　　“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才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

　　胡适认为“小草窝里出头，矮人国里称王”，会毁了一个人。顾颉刚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大做教授时，顾颉刚薪水不低，地位亦高。但他却想尽办法离开那里重回北京。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小草窝里出头，矮人国里称王”。

　　在给胡适的两封信中，他都提到这一点。

　　“到了广州，在小鸡里做凤凰，甚怕有堕落的危险。……故薪金虽多，亦不留恋了；学生虽依依，也顾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脱离广州，回到北平，即是‘宁为牛后，毋为鸡口’的意思。因为北平前辈甚多，青年们骂不到我，也捧不到我，容许我安心读几年书，打好我学问的基础。”

　　正因为心无旁骛，学有专攻，且一直身处学术中心北平。顾颉刚的学问与日俱进。仅从学术建树来说，顾颉刚后来居上，不仅把傅斯年甩在身后，甚至超越了老师胡适。

　　虽然顾颉刚的学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老师胡适。但从社会贡献这方面看，他远远不如身兼多职热衷公共事务的胡适。

　　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历任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外交、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顾颉刚望尘莫及；胡适办过报刊，四处演讲，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所付出的努力，顾颉刚也难望其项背。

　　胡适投身公共事务，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是因为他责任心强。一腔热血使他常常走出书斋，荒废了学术。一次，为办《独立评论》，他夜里十点写文章《信心和反省》，直到凌晨四点才完工。妻子江冬秀心疼丈夫，责怪他不爱惜身子。胡适回答：“我七天之中，把一天送给《独立评论》，不能说是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但心里总觉得这一天是我尽了一点公民义务的一天。所以我每到两三点钟上床时，心里总觉得很好过；若是那一天做了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心里更快活了。”

　　可知，胡适学问的“不长进”，正是他为国家为大众所做的牺牲。我们为此惋惜可以，但不能责怪，而应敬佩。

　　那么，胡适为何能牺牲自己的学术投身公共事务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虽热爱学术，但也有“不做自了汉”的志向。

　　胡适父亲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上海的张焕纶先生。张焕纶教人的宗旨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胡适的为人处世受这句话影响颇深。

　　1935年7月3日至7日，胡适带着次子胡思杜，和任叔永、陈衡哲夫妇等人，作平绥路全线旅行。火车上苍蝇多，胡适和儿子比赛打苍蝇，还赋诗一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莫作自了汉。

　　儿子那么小，胡适就向他灌输“莫作自了汉”的思想。

　　倘若躲入书斋，精研学问，那么，学术成就再大，也不过是一个胡适不屑为之的“自了汉”；现在，他牺牲自己的学术，为国家、民族、大众付出更多的心血，虽然自己的著作不少成了烂尾楼，但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却不是一个“自了汉”所能比的。

　　安于书斋，倾心学问，像顾颉刚这样一心搭建自己的学术大厦，固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而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像胡适这样不做自了汉，更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而我要说，胡适不做自了汉，虽瘦了自家的学术之树，却肥了社会的公共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