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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做自了汉

  • 发布时间:2015-06-06 01:31:10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关于择业,胡适特别强调兴趣的重要性。

  不过,即使你对从事的工作充满兴趣,要想成功,还得有天分,肯努力。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绝顶聪明的人,又肯下笨功夫,方可成功。

  胡适晚年对秘书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有天分,肯努力,但所处的环境不佳,那么,绝顶聪明者,渐渐也会失去学习的激情和追求的热望。结果,再聪明的人,在环境的限制下,也经不住岁月的侵蚀。胡适堂叔胡近仁就是一个例子。

  胡近仁虽是胡适的堂叔,但两人年龄相仿,早年读书时,两人成绩相当,交往密切。胡适后来赴美留学,又入北大做教授,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学术明星。胡近仁一辈子没走出家乡那巴掌大的地方,一直“矮人国里做王”。既无竞争对手,又乏切磋同伴,环境闭塞,信息不畅,久而久之,激情与斗志消融于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中。一个才思敏捷饱读诗书的少年,长大后,于学术上竟毫无建树。

  即使天分高,肯努力,又身处绝佳之学术环境中,所取得的成绩也不一定尽如人意。

  在胡适眼中,赵元任天分极高。他和胡适是同届庚款留美生。赵元任的成绩是第二名,远远高于第55名的胡适。在送给赵元任的一帧相片中,胡适于相片背后题写的一段话寄寓了他对赵元任的热切期待:

  “每与人平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

  但由于赵元任兴趣太广,人到中年后,他取得的成就与胡适对他的期待不能相符,胡适充满惋惜地感叹:“元任是稀有的奇才,只因兴致太杂,用力太分,故成就不如当年朋友的期望。”

  胡适本人似乎也重蹈了赵元任“博而不精”的覆辙。

  胡适弟子唐德刚对老师因兴趣广泛而耽误学术感到惋惜,埋怨老师“捞鱼摸虾,误了庄稼”。确实,胡适的学术名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对胡适对读者对中国的学术界而言,都是令人扼腕的憾事。

  或许,顾颉刚是个正面的例子。

  刚步入社会,顾颉刚就意识到自己只适合做学问。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我的性情只适于研究,不适于服务,亦不适于教育。故商务之事我固不愿做,即北大研究所之事亦未尝愿做。我所以渴想回京之故,一来想避去家庭,二来想治愈湿疾,三来为参考与问业的便利。”

  顾颉刚和傅斯年是同学。后来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学历史系时曾请顾颉刚去做教授,相处一段时间后,顾颉刚对傅斯年忙于政务荒疏学术颇有微词。在给胡适的信里,他恨铁不成钢地说:

  “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才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

  胡适认为“小草窝里出头,矮人国里称王”,会毁了一个人。顾颉刚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大做教授时,顾颉刚薪水不低,地位亦高。但他却想尽办法离开那里重回北京。主要原因就是不想“小草窝里出头,矮人国里称王”。

  在给胡适的两封信中,他都提到这一点。

  “到了广州,在小鸡里做凤凰,甚怕有堕落的危险。……故薪金虽多,亦不留恋了;学生虽依依,也顾不得了。”

  “所以一定要脱离广州,回到北平,即是‘宁为牛后,毋为鸡口’的意思。因为北平前辈甚多,青年们骂不到我,也捧不到我,容许我安心读几年书,打好我学问的基础。”

  正因为心无旁骛,学有专攻,且一直身处学术中心北平。顾颉刚的学问与日俱进。仅从学术建树来说,顾颉刚后来居上,不仅把傅斯年甩在身后,甚至超越了老师胡适。

  虽然顾颉刚的学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老师胡适。但从社会贡献这方面看,他远远不如身兼多职热衷公共事务的胡适。

  胡适做过驻美大使,历任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外交、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顾颉刚望尘莫及;胡适办过报刊,四处演讲,为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所付出的努力,顾颉刚也难望其项背。

  胡适投身公共事务,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是因为他责任心强。一腔热血使他常常走出书斋,荒废了学术。一次,为办《独立评论》,他夜里十点写文章《信心和反省》,直到凌晨四点才完工。妻子江冬秀心疼丈夫,责怪他不爱惜身子。胡适回答:“我七天之中,把一天送给《独立评论》,不能说是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但心里总觉得这一天是我尽了一点公民义务的一天。所以我每到两三点钟上床时,心里总觉得很好过;若是那一天做了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心里更快活了。”

  可知,胡适学问的“不长进”,正是他为国家为大众所做的牺牲。我们为此惋惜可以,但不能责怪,而应敬佩。

  那么,胡适为何能牺牲自己的学术投身公共事务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虽热爱学术,但也有“不做自了汉”的志向。

  胡适父亲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上海的张焕纶先生。张焕纶教人的宗旨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胡适的为人处世受这句话影响颇深。

  1935年7月3日至7日,胡适带着次子胡思杜,和任叔永、陈衡哲夫妇等人,作平绥路全线旅行。火车上苍蝇多,胡适和儿子比赛打苍蝇,还赋诗一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莫作自了汉。

  儿子那么小,胡适就向他灌输“莫作自了汉”的思想。

  倘若躲入书斋,精研学问,那么,学术成就再大,也不过是一个胡适不屑为之的“自了汉”;现在,他牺牲自己的学术,为国家、民族、大众付出更多的心血,虽然自己的著作不少成了烂尾楼,但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却不是一个“自了汉”所能比的。

  安于书斋,倾心学问,像顾颉刚这样一心搭建自己的学术大厦,固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而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像胡适这样不做自了汉,更值得我们钦佩和敬仰。

  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而我要说,胡适不做自了汉,虽瘦了自家的学术之树,却肥了社会的公共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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