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华南师范大学的一席话引发热议。他说，凡是科技人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必须要尽一份科普的责任，不能光发论文。不少科技传播人士期待，科学家和科学家组织积极运用新媒体，把科普带入寻常百姓家。

　　在分析韩主席对科技人员新要求之前，不妨思考个小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普？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早在2002年就已颁布，但政府有关部门近年来对科普工作的重视程度似乎与民众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关注程度更直接相关。科普似乎被寄望为政府回应与科技发展有关问题、驳斥科学“谣言”的主要手段。

　　回到韩主席对科技人员必须为科普尽力的号召，一个大胆的猜想是其背后的逻辑是认为若科技人员做好科普了，我们的民众就有抵御微信“第四多”——违背科学原理的生活常识，尤其似是而非的养生保健知识——的新武器，也能区分科学与伪科学，过好科学理性的生活了。这个逻辑看似行得通，但仔细推敲，每一步都很难成立。

　　让我们从最后一个假设“民众有了真科学，就能过好科学理性的生活”看起。国外的研究早已显示民众对科技的认识和喜好是丰富多元的。知识爆炸的年代，普通民众对知识的获取大多从“有用”和“有趣”两个方面入手，然而，这两个指标都因人而异。换言之，创客极客黑客醉心的问题与电视机前老人们热捧的养生节目是截然不同的。也因此，国外学者近年来重新思考国民“科学素养”的考核指标。与是否知道化学元素周期表、相对论、人类基因组等相比，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或许更重要。

　　再看“区分科学与伪科学”。残酷的现实是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在发展迅速的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今天的发现很可能就会颠覆昨天的讨论。更让人头疼的是，当科学知识被撕裂、混杂再拼凑在一起时，哪怕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即刻辨析真伪，更不用说是被专业术语一下子搞晕的入门级人士了。

　　科技传播，或者说科技的公众参与活动是专业性、创新性都很强的工作，单靠科技人员远远不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欧洲兴起的对“科学与社会”的反思，甚至是“反科学”运动——从破坏转基因试验田到冲破实验室解放实验动物等——让科学技术研究学者重新思考科学教育的内涵与意义。我们的同行在三十多年间，逐步扭转着八十年代初科学近乎被推向民众生活对立面的尴尬处境。科技传播这一工作充满挑战，除却科技工作者外，科学技术研究者、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大众媒体、新传媒，乃至政府有关机构与基金会等都跨界合作，推动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如上所述，科普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科普不应仅用来驳斥科学谣言。改变我们的工作理念、创新我们的工作思路与方法才能打开科学与民众沟通交流的大门，才能让民众参与到科学生活、让科学回归社会。如果当前立马要求科技工作者做好“科普”工作就有如要求医生发表SCI论文一样。这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压垮很多已然超负荷工作的科技工作者，更何谈让他们出色地完成科普任务。即使这是我们培养新型科技人才的方向，也得给予时间、配给资源，帮助他们提高与民众沟通交流的能力，做好互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