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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信厚:中国“第一商会”的首任总理

  • 发布时间:2015-05-22 14:32:14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1902年1月,清政府委派商务大臣盛宣怀和工部尚书吕海寰,与英、美、日等国代表在上海举行修订商约谈判。谈判刚刚开场,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委员会的代表詹姆·马凯就抛出早已拟好的“24条款”,包括英商进口货物减免税项、英商与华商享有平等权益等详尽内容,让自诩见惯风浪的盛宣怀颇感措手不及。

  事后,盛宣怀打听到商人出身的马凯受命来华前,曾在伦敦专门听取了英国商会对此次商约谈判的意见;途经香港时,又与在港英商见面收集建议;而以在沪英商为主组成的“和明商会”,那段时间更是“日夕聚议,讨论研求,不遗余力”,为马凯出谋划策。

  盛宣怀意识到对手是有备而来,而自己既无本国商会可供咨询,又无成文商业法规可为依据,仓促应战,“断无不亏损之理”。于是,他连发手谕,催促上海道及沪上绅商领袖严信厚、郑观应、朱葆三等尽快筹设商会,以汇集研究洋布、洋货、丝、茶、钱庄等各大业帮意见,为正在进行的商约谈判提供智囊支持。

  时在上海官、商两界敬畏有加的商场“大佬”严信厚是浙江宁波人,是公认的“宁波帮”的开山鼻祖。其早年在宁波鼓楼前的恒兴钱肆学业,后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任职,余暇习诗作文,精画芦雁。同治初年,由“红顶商人”胡雪岩推荐为李鸿章幕僚,成为李鸿章手下的得力大将。严信厚曾创设天津最大的金店——物华楼金店;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机械化工厂——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在故乡宁波慈城创办浙江第一家火柴厂——慈溪火柴厂;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任总董,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创者。

  严信厚意识到,组织成立商会,无论于公于私,都义不容辞。于是,他连日奔波,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和号召力,与各大行帮首领磋商,终于达成“力任其役,责无旁贷”的共识,并垫资在南京路附近租了一处房子,置办器具,作为会议及办公场所。同时,又邀请同乡好友兼生意伙伴周晋镳当副手筹备会务,前后不过一个月,就把“中国第一商会”的台子搭起来了。

  1902年2月22日,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严信厚和周晋镳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边新租来作为商业会议公所的院子里,召集了70多位沪上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集会商议创办商会事宜。这场匆匆筹备的商人聚会,后来就成了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最早的一家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这一天问世。

  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商会组织,就在这样民族危难的背景下诞生。

  商会筹备之初,如何为其取名?曾让严信厚等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拟称“上海商界总会”,但沪上各行各业商人,向来有各自帮总会,且多为休息聚会之所,并非讨论公事之地,沿用此名怕有误解,遂改叫“上海商务公所”;但官方的上海商务总局下设有一个商务公所,大家不希望新的商会看起来“官味”太浓。几经折中,最后才一致同意定名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在元宵节的聚会上,严信厚顺理成章获推举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总理;周晋镳为副总理兼坐办,负责日常事务;江苏太仓籍官员毛祖模为另一副总理,但未到任;朱葆三等江浙籍商人为主的13位各行帮代表,当选议员。在此基础上,又推选成立出一个5名总董组成的权力管理机构,除宁波帮的严信厚、朱葆三外,还包括两名广东籍商人和一名江西籍商人。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会员,系由各大行帮推选一到两位董事代表本帮,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则由经理人出面入会。会员不限名额,可以参会议事,但无决策权力。出席公所成立会议的其余约60位商人,都成了创会会员。据留存下来的资料统计,会员以浙江籍(尤其是宁波府属各县)居多,其次则为广东、江苏、福建、安徽、江西、山西和四川等各地在沪商帮人士。会员所从事行业多达20余个,囊括了20世纪初期活跃在黄浦江畔的大部分华商精英。

  由于筹备仓促,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第一份正式章程,只有区区6条共约2000字,概而言之,即“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处理钱债纠纷)”。虽然谈不上成熟和完备,但上海商界中人期盼一改各商帮、行帮涣散风气,携手振兴民族工商业之情以及想消除长久以来的官商隔阂,向往自主自治之心,跃然纸上。

  中国“第一商会”的成立,可以说是盛宣怀临阵磨枪之举,但对火烧眉毛的中外商约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援作用。当初英方在谈判桌上抛出的条款中,以裁减进口关税及在中国内地运货税捐两项为重心,而上海工商业者最关心的则是“裁厘加税”一项。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聚会后的第3天,又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进口商税事宜,提议将进口关税提高到15%,同时免征国内贸易税。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即遭到英方代表的强烈反对。公所同仁只得再次闭门开会,结合国情商讨对策。最后达成“可加至值百抽十或多至十二五”的一致意见,使盛宣怀与马凯讨价还价时,有了一个可以参考标准和回旋余地。在1902年9月签订的中英商约及其后中美、中日间新修的商约中,确定洋货进口税率为12.5%,土货出口税率为7.5%,基本上采纳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建议。

  1902年三四月间,当时独揽中央行政大权的庆亲王奕劻的长子、深得慈禧宠爱的载振,奉命赴欧美及日本等国考察商务,回国途经上海时,受到了严信厚等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各绅商宴请。载振了解公所组成情况后,即席发表演讲称:“照世界现状,必须迅速讲究商务,如中国能振兴商务,不患不能富强,惟俟君等努力。”他积极建议中央政府设立商部,推动了全国各地商会建设。

  1903年9月,清政府批准成立专司工商事宜的商部,载振出任尚书(即部长)。1904年1月,商部奏准朝廷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并明令各省各埠已有的此类商业组织,一律改称商会。1904年5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德高望重的严信厚仍为首任总协理,成为中国商会历史上名副其实的首任总理(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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