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完成由贸易和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升级，至少需要四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跨度。无论决策层还是有关参与主体，都应紧握这条主线，以大当量、可持续的前瞻性技术投入引领全球技术革命的变迁，并培育和造就一大批能够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制造业企业。还需营造全社会敢于冒险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性思维，将国内外两个目标市场有效联动起来，构建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梯度供给体系。

　　在经济处于新旧增长动力换挡，经济脆弱性愈发明显，亟须新产业链提供新增长区间的关键时间窗口，《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发布，正逢其时。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为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缩短在高端领域与国际差距”的“三个10年”战略中的第一步，主线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云联网+传统工业”融合有望成为我国新一轮制造发展制高点，驱动“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并非中国版的“工业4.0”，而是中国在已有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新技术发展与产业竞争趋势，配合经济战略转型，进而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水平与获益程度而制定的国家竞争计划。《中国制造2025》如能在执行层面得到强有力的贯彻，成为有关参与主体广泛行为自觉，则十年后，中国经济的技术内涵及全球竞争力有望跨越式提升。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在财富观念扭曲、产业资本的边际技术投入热情递减的今天，《中国制造2025》这幅向“制造强国”进军的清晰路线图，会否在实际落实过程中被人为缩水？

　　毋庸置疑，制造业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指标。回望全球工业变迁史，无论19世纪的超级经济强国英国，还是二战以来一直雄踞全球超级经济强国之巅的美国，均建立了最为发达的工业体系。时至今日，英国尽管已滑落为二流经济强国，但在部分高端制造业领域依然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至于美国，尽管遭遇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的重创，并在5年前失去了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位置，但没人否认，美国依然握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而且在可预计的将来，除非中国在主要制造业领域都能培育出类似华为这样的杰出企业，除非中国版的苹果、GE、波音超级创新公司横空出世，否则，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强势地位不会有根本性逆转。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是中国在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全面体检的基础上，对标一流经济强国的核心要素，打造中国经济高边疆的应然之举。看该规划提出的九大任务、十大重点领域和五项重大工程，均是说易行难的系统性工程。据此，中国只有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为牵引，在整固既有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以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战略性跨越为突破口，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优化布局，显著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获益程度，才可能顺势完成由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向首席制造业强国目标的转变。

　　正如工信部部长苗圩所言，中国制造业要扭转大而不强的面貌，亟需在一些重大技术和重大装备领域取得突破，亟须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而无论是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的重大突破，还是作为凝聚上述技术的企业的涌现，均离不开蕴含高风险的先导性技术的投入，离不开全社会技术创新氛围的营造，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宏观协调，更离不开产业资本的技术深耕与产业链打造。

　　以对我国高端制造业具有指标意义的大飞机为例，大飞机项目是资金与技术高度密集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以及发动机和航电系统等关键部件的自主研发，更需要世界级的项目统筹和运营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就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商飞有望复制航天产业的运营模式，即在资源相对短缺和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探索出一条用市场化方式“集中国力干大事”的路子。过去9年间，志在与波音、空客比肩的中国商飞，已实现了设计制造和运营管理的第一步跨越，2020年前将投入商业运营。而相对航天产业来说，大飞机项目的运营管理无疑更为复杂，特别是市场化运作中需要克服许多约束条件。俄罗斯就是一个显例，俄罗斯早就具备了研制大飞机的能力，但运营管理水平远远落后于波音和空客，以致今日的俄罗斯民机产业基本上已被边缘化了。对比俄罗斯，我国的市场化经验更为薄弱。以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来说，欧美飞机制造商早已建立了覆盖民机研制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制和相关程序规范，并建立了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而中国航空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长期以来只局限于生产制造环节，与国际标准严重脱节，绝大多数产品还无法取得国际适航证；另一方面，民机的销售与售后支援服务水平也亟待提高。当然，更大的制约条件还在技术领域，中国飞机项目在发动机和电子设备等核心技术方面，目前高度依赖于赛峰、通用电气、霍尼韦尔、凯德以及罗克韦尔柯林斯等国际供应商。核心技术以及核心部件制造能力薄弱，是制约大飞机项目的最大瓶颈。预计，中国商飞要在2025年左右才能破解上述约束条件，进而成为中国战略产业跻身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代表性企业。不过，即便中国商飞在2025年能取得战略性突破，也只是第一阶段的成功，后续面临的技术和市场乃至其他方面的压力还难以预测。

　　鉴往知来。经验教训一再提醒我们，以一流的制造业竞争体系为底基，结合全球范围的金融资本力和贸易主导力，是一国作为超级经济强国的三大核心要素。这么看来，我国要完成由贸易和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升级，夯实作为一流经济强国的核心基础，至少还需要四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跨度。在此过程中，必须以大当量、可持续的前瞻性技术投入引领全球技术革命的变迁，并培育和造就一大批能够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的高端制造业企业。

　　因此，在明晰制造业是中国成为一流经济强国的核心内涵之后，无论决策层还是有关参与主体，都应在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里紧握这条主线。除了基础性技术投入需要逐年加大之外，还应解放历来相对内敛的文化惯性，营造全社会敢于冒险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性思维，更要结合我国日益增强的金融服务能力和不断扩充的贸易边界，将中国制造的国内外两个目标市场有效联动起来，构建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梯度供给体系。(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