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经历了火爆的“全球加盟”之后，正进入更为关键的实质性环节——股份分配和章程制定。日前，各成员国代表聚集北京，就各国所占份额和亚投行管理机制进行讨论。亚投行的政治光谱博弈升级。

　　群雄逐鹿各取所需

　　截至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被确定为57个，这个数字比1944年7月世界银行成立之初的44个创始成员国还要多。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美国之外全部加入，G20国家中有14个国家加入，金砖五国全部加入。从地域来讲，成员遍及亚洲、大洋洲、欧洲、中南美洲和非洲，其中域内（亚洲）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

　　随着亚投行相关规则谈判的即将展开，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都开始焦躁不安，各国为了哪怕增加0.01%的股权分配而展开激烈竞争。

　　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倡议方此前已表示，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其中域内成员持股75%，域外成员持股25%，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但随着加入国家的增多，欧洲主要经济体竞相加入，中国持股比例无疑会被不断稀释，亚洲国家所占股份也会有所减少。

　　据悉，亚投行的投票权将根据各国的GDP和购买力平价(PPP)总值划分，亚洲国家享有优先权。印度媒体近日报道称，“印度将成为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中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中国被认为将派人出任亚投行行长，印度则有很大的可能得到亚投行副行长职位”。

　　在副行长的人选上，印度和韩国已在隔空争抢。一直盘算在亚投行争当大股东的韩国毫不“含糊”。“韩国为了获得利益，必须扩大在亚投行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须争取副行长的位置。目前，韩国争取亚投行副行长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欧洲国家、印度和俄罗斯，然而韩国最大优势是能发挥亚投行与美国沟通的桥梁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政治讲师闫循华告诉国际商报记者。

　　此外，俄罗斯媒体日前援引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斯塔尼斯拉夫·沃斯克列先斯基的话称，俄罗斯可能成为亚投行的第三大股东，并表示俄罗斯进入亚投行董事会不仅意味着俄罗斯将有能力直接影响亚投行的政策制定，还可与其他成员一起向亚投行提供投资项目。

　　对此，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舒姆斯基表示，俄罗斯决定加入亚投行，希望能让俄罗斯亚洲落后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资金来源。

　　俄罗斯身份成最大变数

　　在众多创始成员中，作为亚洲国家之一的韩国，尤为关注本国有可能占有的持股比例。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崔炅焕就决定加入亚投行的韩国持股份额表示：“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标准，不知道是按名义GDP还是换算成购买能力后再决定。标准不同结果就不同，但我们认为韩国的持股份额应该在3~5%。”

　　韩国媒体援引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测算称，如果股份分配按照60%GDP和40%PPP，届时亚投行最大股东为中国(30.85%)，以下依次为印度(10.4%)、印尼(3.99%)、德国(3.96%)和韩国(3.93%)，韩国在亚投行所占股份将位居第五。亚投行的最大变数是俄罗斯是以亚洲国家身份还是以欧洲国家身份加入。如果俄罗斯以亚洲国家身份加入，且亚洲以外国家所占股份达30%，那么韩国在亚投行所占股份将缩减到3.35%；中国虽然还是最大股东，但所占股份将降低到26.27%。届时，印度和俄罗斯将围绕第二大股东身份展开激烈角逐。而一旦域外国家所占份额增加，GDP规模较大的德国、法国、英国、巴西等都将受惠。

　　关于如何计算和衡量各国的持股比例，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认为，股权比例的具体数值主要与GDP、人均GDP、外汇储备三个要素相关，目前众多成员只需商讨出上述三个元素所占的合理计算比例，即可算出各国的持股比例。亚投行下一步的工作还需制定章程、规则、股权分配等内容。

　　亚投行作为一个新生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其规则制定和运行才刚刚开始。对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亚投行的建立不应被视为对达到高标准构成了威胁，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帮助现有多边发展机构制定正确合理标准的难得机会。大原则是逐渐淡化过于遵循僵化规则的法律框架，转向一种考虑结果、更加基于风险的策略。”

　　正如联合国原秘书长科菲·安南日前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言：“亚投行的出现给那些拒绝改革的人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