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目前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中国仍应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主，而不能模仿西方推出大规模宽松政策

　　在经济新常态下，还是需要依靠改革、依靠结构调整来培育内生性的增长动力，不能把货币政策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所谓“中国版QE”的讨论逐渐成为舆论热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我国经济目前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国仍应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主，而不能模仿西方做法推出大规模的宽松政策，向经济注入过量流动性。在经济新常态下，还是需要依靠改革、依靠结构调整来培育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而不能以货币政策提供的外生性动力为主导。唯有如此，才能适应经济新常态，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发展。

　　记者：最近关于所谓“中国版QE”的说法甚嚣尘上，QE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

　　郭田勇：QE是一个舶来品，又称量化宽松。这一概念最初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是指在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不再有效的情况下，央行通过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等方式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刺激微观经济主体增加借贷和开支。

　　记者：从发达国家的做法来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触发QE？推出QE的效果究竟如何？

　　郭田勇：QE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的非常态情况下，出台的非常态措施。当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相继下调政策目标利率并维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但经济仍未有明显起色，美日还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仍然居高不下。因此，发达经济体均不同程度使用了量化宽松。

　　政策效果应该分两面看，货币当局购买政府债券，使投资者转向公司债券和股票等风险资产，提高收益，产生财富效应，同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支持经济复苏和消除通缩风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量化宽松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经济难题，还有可能导致流动性泛滥。而且，并非所有国家使用QE后效果都很明显，欧洲、日本就要差一些。

　　记者：目前我国是否需要使用QE这种非常规的政策工具？

　　郭田勇：我国经济目前的确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出现了一些困难，比如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如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工业增速等均不及预期，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大到要采取应急性措施的程度。中国经济还是应该在深化改革层面下功夫，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尺度，可以在稳健中适度松动，但仍应以常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主。

　　记者：有观点称央行在前期降息降准之后，还会有其他跟进措施，这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强刺激”和“大水漫灌”，您怎么看？

　　郭田勇：是不是“强刺激”，要有一个数量标准。今年4月全面降准加定向降准，释放了1万多亿元的资金，即使与之前的MLF、PSL、SLF等工具一起计算，释放的流动性也就是几万亿元，相对于我国百万亿元的存量货币来说，远远称不上是“强刺激”，更不是“大水漫灌”。

　　记者：货币政策在将来应当如何调整，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郭田勇：关键问题是，不能把货币政策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QE释放流动性，可以解决一些表面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难题。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依靠改革、依靠结构调整来培育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货币政策提供的毕竟是外生性动力，如果以外生性动力为主导，有可能会导致原有的结构扭曲被固化，调结构的过程被延缓，甚至可能导致改革的努力前功尽弃，这可能会为未来埋下一些不利的因素。

　　当然，经济增长也要保持在合理区间，增速不能掉得太多，否则也不利于为改革提供合适的环境，货币政策还是要把握好度。

　　记者：当前，应如何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

　　郭田勇：还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比如发展直接融资，使融资渠道多元化，通过注册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间接融资方面，应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比如设立民营银行，发展更多中小型金融机构等，这都会有助于引导货币投放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环节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