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出台《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和依法严格监管。记者在上海、江苏等地调研发现，由于消费者对召回理解存在偏差，不少生产企业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存在“能不召回就不召回”的心态，导致召回出台制度易、长效落实难、操作性不强。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应用更严格的处罚手段、更完备的管理技术、更健全的追溯系统、更广泛的风险交流，促进食品召回政策更好落地。

　　一些食企宁可隐瞒问题也不愿选择召回

　　记者梳理发现，从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到国家食药监总局在2014年重新制定《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到2015年《食品召回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召回制度在我国已经存在了9个年头。跟踪近年来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从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到可口可乐碱水事件、再到福喜过期肉等，生产企业对食品问题隐瞒掩饰、对召回抵触拖延等“不召回、慢召回”的现象层出不穷，主动召回寥寥无几。

　　2012年可口可乐公司“氯水”事件后曾隐瞒情况，且强调产品安全，最终以“换货”方式解决，并非召回。2014年，上海福喜被曝使用“过期肉”，预防性召回也是在食药监部门多次约谈、事件曝光后近一周才进行的。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莫小春介绍，广西过去数年出现的食品召回中，只有一家食品企业曾对有安全风险的食品发布信息、主动召回。

　　“虽然说很多人都认为主动召回应是对企业损失最小的方式，但目前由于法制、市场、消费者心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企业宁可隐瞒也不愿意自毁声誉。”上海市食品安全办公室专家组成员沈建华说，例如2011年11月，三全集团部分产品查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后实施了召回，股票交易于当年11月7日停牌一天，次日开盘时，股票下跌了6.76％。

　　多位食品企业主反映，这一新规虽然很好，但由于消费环境不成熟，食品领域又过于敏感，他们普遍存在“能不召回就不召回”的心态，对主动召回“投鼠忌器”。

　　2013年，恒天然出现肉毒杆菌乌龙事件时，多美滋曾对部分批次产品在华进行过预防性召回，虽然并未产生安全性问题，但这一品牌仍然遭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抛弃，销量大幅下滑，最终让出了奶粉市场占有额前三的宝座。

　　“在国外，企业主动召回缺陷食品，对企业品牌声誉不是损害反而是加分。”一家外资乳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内消费者对食品召回的认知度存在偏差，企业为了避免这种负面形象的出现，可能会隐藏或规避，即使需要召回时，也会怕在公众面前而去掩盖，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增加了监督执法的难度，形成恶性循环。

　　三大因素导致政策难落地

　　多位人士认为，食品召回法律出台不难，难在真正的落实效果。“目前召回制度中的分级、销毁等重要环节操作性不强，仍然处在原则性规定阶段，很可能出现难以落实的情况。”

　　一是观念未转变，怕影响企业声誉“不愿召”。上海、江苏等多地一些食品企业主表示，社会对召回认识不足、企业召回风险过高，使国内企业很难实施主动召回。

　　上海一家大型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当前公众对食品召回存在误解，认为召回食品的企业，生产的所有批次、所有产品都成为“问题食品”、“不可信赖”的代名词。比如有些需要召回的产品，仅是“生产日期漏打”等技术性问题，但消费者很难理解，加上行业内部也曾出现过企业公布召回信息就被迫倒闭的案例，“在竞争激烈的食品领域，谁也不敢以身试险”。

　　美国普度大学博士、知名食品专家王泽斌告诉记者，在中国不少消费者心中，“召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个企业的某种产品被召回，媒体和公众都会一哄而上，口诛笔伐。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食品召回，被多数公众当作是对企业的惩罚，甚至一旦出现召回，还会有许多人吵着要去索赔。而事实上在国外，“保护性召回”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中国，主动隐瞒被发现，处罚力度不大；但如果主动召回，很可能口碑钱财两受损，企业可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二是标准不清晰，实际操作弹性较大。例如新规中对标签、标识存在虚假标注的，和标签、标识存在瑕疵的食品，召回强制性完全不同：前者强制召回，后者企业可以自愿召回，这会让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弹性。

　　2013年，多品牌乳钙产品因添加了3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的新资源食品乳矿物盐而被曝光，绝大多数品牌并未召回，而是在旧产品上加贴了“适用3岁以上儿童”的标签。2014年，江中集团猴菇饼干的标签上能量标识曾出现巨大偏差，但记者当时在京东商城等电商平台上看到，该产品仅表示“产品新旧包装替换，对标识进行了改动”，都并未主动召回。一旦发生标识标签问题，可能会出现企业和政府部门定义不同的情况。

　　三是追溯系统不完善，召回或难以按时完成。上海、江苏等地食药监管人士表示，不少小型食品企业的原料采购、生产、流通等重要信息不全，管理混乱，成为食品追溯召回的“肠梗阻”。目前，尽管各地都在引导企业完善追溯系统，但有监管部门人员认为鲜有地方迈出实质进展。即使是一些大型食品企业，也只能追溯到上下两级，如果食品原料经过了多级销售，涉及跨地区，或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溯源。

　　强化落实须多措并举

　　一些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缺陷食品的召回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出台管理规定，更重要的是有详细的操作手册、完备的技术支撑和有效的风险交流。

　　其一，建“严”章、立“强”制。沈建华说，目前国内对企业不主动召回的惩罚性条款仍比较轻。而在美国，如果企业不与政府部门合作，发现问题有意隐瞒，不仅要承担行政责任，还面临以违法的罪名被起诉，承担刑事责任风险。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对食品召回制度的细化落实，明确不安全的缺陷食品包括的范围，避免标准不清晰导致企业推脱责任。

　　其二，明机构、抓落实。江南大学食品与安全系副主任刘杰认为，省一级应设立食品召回协调办公室，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召回的监督工作。监管部门设食品召回协调员，负责本辖区内有关食品召回的具体事宜。同时，还可借鉴美国专门设立召回网站的做法，完善我国的召回信息系统，保证召回信息公开、透明，充分体现了风险交流的原则。

　　其三，应追源头、集数据。专家认为，良好的产品可追溯性是食品召回能够成功实施的基础，应在部分重点食品中强制实施溯源制度，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搭建一座信息“桥梁”。

　　上海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海2015年拟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将粮食及制品、畜肉及制品、禽类、蔬菜、乳品、食用油、水产品、酒类等8大类食品将被纳入要求实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的范围，为缺陷食品召回搭建基础数据库。

　　其四，增沟通、改观念。食品安全专家普遍认为，监管部门需要加强风险交流，扭转消费者的意识，将召回与食品不安全、必须要赔偿等分割开来，“消费者最初对于汽车的召回也是不理解的，而经过多年的教育，消费者已经接受了汽车召回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