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正如黄遵宪、戴季陶在中国的知音寥寥，胜海舟、竹内实式的人物在日本也属于少数派，这是当下尚且不易逾越的冰冷现实。两国之间彼此错看的痼疾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想要治愈更非易事。所以，在两国各自的对外关系中，尽管长年打着“睦邻友好”的旗号，中日关系和日中关系却向来都可谓最复杂、最棘手、最微妙。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各自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加上政治道路的歧异和国际形势长期隔绝，给清楚地理解对方造成了新的困难。具体体现在两国关系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蜜月”到九十年代至今的“低谷”的重大转折，与之相伴的是两国国民彼此观感的负面比重逐渐上升。除掉因冷战及冷战结束导致的国际环境嬗变的外界背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的政治家、民众始终都没有建立起关于对方的正确认知，而一旦交往骤然频密，距离迅速拉近，种种不如所愿的不满、失望、误解全都应运而生，最终由云里雾里的“相亲”一步步走向了眼睁睁地“相厌”。

　　在此应当提及的是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又一次大规模留学、移民日本的浪潮，然而，这次浪潮中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起近百年前的先辈还有不同。大多数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因而乐于成为滞留日本的外来劳动力，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交流贡献不多。一些人更因其犯罪行为，成为令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急速恶化的一大缘由。与此同时，战后的日本人因美国文化征服和教育内容变革等种种原因，也使他们不再如前辈那样熟知中国古典文化。尽管古典中国的影响对日本人理解现代中国时可能是一个负担，但年轻一代对中国的知识减少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乃至连肤浅的了解也无从说起。在较为引人瞩目的历史教育领域，双方自说自话，出现了胶着的互有攻防局面。必须阐明的是，历史教育的误导决不是日本或中国任一方单方面的问题。茨木智志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的相互认识》中，通过对两国教科书涉及对方内容的分析，得出“日本是为了现在的日本教授中国史，中国是为了现在的中国讲授日本史”。日方讲得最多的是中国古代伟人，而中方则注重于日本近现代的侵略。无独有偶，谭汝谦教授亦在《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学的看法是“厚古薄今”，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则“厚今薄古”。这种错位现象，与前述的两国彼此误读可谓一脉相承，绝不仅局限于思想、文学和历史教育的理论层面，而是渗透了两国上至官方下至民众的现实生活。

　　中日两国皆是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在地缘上的唇齿相邻不可更改，因此，建立彼此间的正确认知是理所应当的大事。然而，这个千年痼疾的根治需要双方彼此正视的尊重，协调配合的默契，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求同存异的宽容，以上条件暂时都不完备，所以教人无法以乐观待之。或许，不论未来究竟往何处去，都是中日两国的宿命吧。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