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组织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近代中国商会组织的出现，和清末民初一些力图变法图强的爱国绅商和知识分子，积极宣传和倡导的“商战”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最早向大众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就是我国近代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郑观应。

　　郑观应本名官应，1842年7月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雍陌乡。其“世居澳门”，自幼受欧风熏陶，17岁赴上海学艺经商，在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中脱颖而出，先后出任中国第一个国营电报局（津沪电报局）、第一个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机器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个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和华南第一条铁路大动脉（粤汉铁路）的负责人（总办、会办或帮办），且多为开山掌门之职。其显赫的商界履历，让他一言一行都可震动100多年前的晚清商界。

　　作为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商人，郑观应对商人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理性的思考。他清晰地认识到商业在国家中的作用，以及传统体制对其发展的阻碍。作为新型的商人和思想家，他竭力呼吁国家对商务进行新的认识，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造方案。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意指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像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他认为，“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厄。”他提出的以商战救国的理论，曾唤起了中华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国家的富强奋斗。

　　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与郑观应同为广东香山人，素仰郑观应的维新言行，常登门求教。1889年，孙中山在郑观应的影响下，撰写了第一篇议论时政改革的文章《致郑藻如书》。1891年，孙中山写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文章，经郑观应修改后以“农功”为题，辑入《盛世危言》。1894年，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其内容即为后来《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也深受郑观应的改革变法思想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起他少年读郑观应的书所受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世界列强在不断攫取中国资源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在步步败北的中外商战中，郑观应等爱国商人看到了商会的力量。他说：西方各国每个商业都市都设有商会；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各处设立商务局（即商会），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如有洋商买卖不公，即告知商务局，集众联盟，不与交易，因而商业大振。

　　郑观应和一些力图变法图强的爱国绅商意识到，外商所以能在商战中取胜，主要得力于商会，有商会而使列强官商一气，众商一心；华商所以会在商战中失败，则由于官商隔阂，众商涣散；华商欲战胜外商，必须沟通官商，联结众商，其根本之法在于设立中国的商会。因此，郑观应在介绍西方商会的同时，提出设立中国商会的建议和设想。他认为：朝廷如果想要振兴商务，就应该准许各省设立商务总局（即总商会），并让各地商人自行择地设立商务分局（即分商会）。他还详细地设计了商务局的组织原则、职责功能和运作方式：无论总局、分局，都应由当地各行业推选一名代表为商董组成，再由全体商董从中选举公正廉明、老成练达、素有声望的商人为总董，由其主持日常局务，负责与官府协商，处理一切商贾要务及助资奖励等办法。全体商董或一月一会，或一月两会。每逢开会之日，各业商人聚集会所，讨论本业发展之方、市面行情、盛衰之因、消长之机、补救之处，扩充之为业等一切商业要务。

　　1905年7月，年过花甲的郑观应回到了广东老家再就业，成为刚刚成立的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二把手），实操他的商会建设理论。为此，郑观应为新生的广州商务总会设计了一套规范化的综合发展计划。

　　郑观应上书商部及两广总督，直指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商智”，商会的首要职能是办教育。具体地说，就是开办商业和技术学堂、工业工场，免费发行直至县一级的商业报纸，成立展览地方产品和进行工艺研究的中心，同时由省级总商会任命能干和正直的商人、技工巡视各埠的商务分会，传播现代商业和技术观念。他还建议，商会应筹集资金，组织现代的农工商银行，并促进工商业活动中现代法律权利和责任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到法律权利，郑观应特别表示了他对商会独立性的关注，认为政府不应该派官员来干涉和监督商会事务。

　　据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记载，广州商务总会诸董事讨论了郑观应的上述设想，同意陆续加以推行。在商会成立后大约一年左右，已经建起工场、商业学堂、商品陈列所各一座，还办了一份报纸。

　　但郑观应更多的抱负未能得以实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会领导层的决议，一旦有损行会商人的实际利益，往往无法落实。比如，一些官商通吃、权势显赫的商人，经常不必对其破产的债务负责，因为他们在商号、企业中的所有权从来不曾公诸于众。郑观应从完善商业法制的角度出发，促请他们上报实情，在当时的观念及环境下，何异于与虎谋皮？

　　此外，外界对新生的商会也有诸多批评。如1905年8月3日，有人在香港影响很大的《华字日报》公开刊文称：“（该商会）设立年余，徒有其名，所举总办诸员，皆在籍绅士，纨绔子弟，不明商学，不谙商务，意气乖离，官商隔阂，于是粤东商务，未见振兴。”这对初创的广州商务总会在社会各界人士心目中的印象，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面打击，让竭力推进商会建设的郑观应处境显得有点尴尬。

　　1907年，广州商务总会首任总理左宗藩病逝，郑观应也因升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1906年）后，工作出色，受到其他官僚妒忌排挤，被迫于同年7月卸任，他同时辞去了商会协理一职。一腔热情改革家的郑观应短短两年的商会生涯，至此戛然而止，但他对中国商会组织诞生的影响，却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