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无疑已经成为描述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特征、前瞻未来发展走向的头号热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就意味着，一旦进入常态，就不是短时期的问题。那么，我国经济为什么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有什么特点？新常态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应如何理解，如何适应？

　　带着这些问题，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义平。

　　不能再跟在别人后面发展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消费需求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对此，李义平告诉记者："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消费，而是吃饱饭和穿好衣服的问题，这是被动的，但消费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追求。"过去，中国经济之所以发展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的发展，我们的生产方式就是模仿式的、亦步亦趋的、排浪式的。人家造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手机、汽车，我们也跟在后面照着做。我们的消费就是这样一浪一浪的模仿式的去发展、去消费。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别人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所不同的是产品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李义平说。

　　从当前来看，传统产业已经相对饱和，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新业态涌现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要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了。马克思论述过超额社会回报的形成，说某一企业由于率先创新而获得超额回报。国家也是这样，哪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走在前面，哪个国家就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

　　李义平说，经济发展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水平效应，平面的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从东部复制到中部，从中部再复制到西部，从城市复制到乡村。另外一种是结构效应，把别人没有的产品率先生产出来，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传统产业里相当厉害，还有美国，在痛定思痛后美国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最后调整出一个新经济，这一点美国一直走在前面。

　　"谁走在前面这个很重要。新业态的出现，的确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但是，再也不能跟在人家后面了。"

　　"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力争走在世界的前列，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使企业甚至国家的梯队在世界的位置上重新洗牌。"

　　必须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从当前出口需求来看，全球总需求不振，低成本出口竞争优势在削弱，培养竞争新优势，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成本低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市场，比如劳动力便宜，资源和环境便宜，但是这种靠便宜的方式走不到底。"李义平说，因为，世界上永远比我国劳动力和资源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多的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必须要从过去的比较优势中走出来，培育出新的比较优势。"

　　李义平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一个人一开始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一开始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如此一来，两个人的"蛋糕"都可以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之更大。

　　李义平表示，随着劳动力红利的逐渐消失，我们要培育新的诸如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这样的比较优势。"日本的成功就在于其在劳动力还很便宜的时候，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如果不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还陶醉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陶醉于劳动力便宜，就会陷于一定比较优势的陷阱，并且陷进去拔不出来。"李义平说。

　　在李义平看来，一个国家的真正发达，不是依靠自然资源，靠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产业一定是粗燥的。

　　"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色列只是一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但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7000多美元，而有石油等资源的科威特、伊朗、伊拉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7000多美元，以色列靠的就是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它的钢筋技术和军事产业都很发达。"李义平说到。

　　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从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现在产能过剩，因此，调整经济结构、兼并重组是必然趋势。"采访中，李义平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经历了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短缺到吃不饱饭，中国养不起中国人民。但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步入过剩，相比短缺，这是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如何解决过剩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命题，在这样的问题下，首先就要调整结构、兼并重组。

　　"国际上一些经历过危机的国家给了我们启示，调整结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靠的是兼并重组，靠得是危机的杠杆。"李义平说。危机是市场力量的自我修正，强制性的淘汰落后，再一次占据市场时必须是先进。

　　在李义平看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直没有调节过来，就是因为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他认为，市场经济最容易追寻经济规律，而计划经济基本上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不违背经济规律，经济发展反而会很快，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一定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而这种惩罚的后果必然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承受。

　　而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是分散的个体，没有人能够左右市场大势，必须按照市场价格指引的方向，市场价格反应市场资源稀缺的程度，指引资源的合理流向，顺应了市场就是遵循了经济规律。"但计划经济行政力量强大到无所不能的程度，就已经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开始。"

　　"调整经济危机和产能过剩要靠市场经济。经济不管怎么调整，都需要依靠市场经济体制。"李义平说。

　　应把消费潜能挖掘出来

　　谈到新常态中市场竞争的特征，李义平说，过去，市场上价格大战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猪肉价格大战和棉花价格大战，都是拼得是谁家的便宜。但今后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已经走不下去，将会逐步转为靠质量、靠效益和差异化。

　　"因为便宜也有限度，很多事情是不可逆转的。一旦过分便宜，就保持不了应有的质量。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卖点，就是靠便宜。"李义平告诉记者，许多发达国家靠的是差异化，他们的企业把抽象需求变成形象需求，把别人没有的东西生产出来，然后告诉别人，这是好东西，是人们需要的。"人们不可能遏制他们的消费欲望，聪明的企业家就在于，是否能够把这种消费欲望给刺激起来，挑动起来，把消费潜能给挖掘出来。"

　　"现在中国消费真成问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到中国来消费和旅游的越来越少，但中国人到外国去消费和旅游的越来越多。"李义平告诉记者，很多在国外买的东西都是在中国内地生产的，比如在日本买的马桶是杭州生产的。

　　在李义平看来，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怎样把一件产品变成一件有意义的消费品，实际上，产品和消费品还有距离，比如马桶在国内就不是卖点，反而到了国外成了卖点，这一点值得全中国人思考。

　　一味地打价格战，也就意味着价格会便宜，价格便宜势必成本就会便宜，成本便宜自然不能足够地保证产品质量，这实际上也是资源浪费。

　　李义平认为，片面的追求速度会引起一系列的失衡，从市场角度来看，过去靠扩张和价格竞争，而今后，经济发展主要靠质量。当前，新常态下主要任务是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

　　一定要慎言刺激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追求GDP的增长速度既有必要，也有条件，因为落后而产业空间很大，资源环境压力不大，存在着充裕的劳动力，公众对改革开放充满期待。但目前，当产业空间因发展而相对饱和、资源环境压力很大、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人民群众对发展的要求更高，因此，过去依赖拼资源、拼环境、卖地皮等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持久。"谈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滑的问题时，李义平这样告诉记者。

　　李义平认为，实际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成本都没有计算进去，一些潜在的成本，比如中国的癌症患者在不断增加，这与环境污染不无关系。

　　GDP实际上掩盖了许多无奈的东西，农民的货币收入虽然增加了，但农民的地被圈了以后，一切生活所需都要用钱买，生活水平可能反倒降低了。"李义平说，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被忽略了，自己在家做饭付出的劳动不计入GDP，在饭馆吃饭却计入GDP，再比如北京的雾霾，口罩和景气净化器卖得非常好，这些都是无奈的经济。

　　可见，GDP不完全等同于人民的福祉。李义平认为，单纯追求GDP的数量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需要健康的、绿色的、高质量的GDP。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由此确定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重新设定发展的衡量指标。

　　李义平认为，从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而言，新的衡量发展的指标和大体内容应当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生态文明，即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清新的空气、卫生的饮用水、优质的食品，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教育、文化活动的水平，以及公平的享有权，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以及平等进入某些工作岗位的权利；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养老、医疗和未来的安全性；当然还应包括人们的信仰、精神状态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和谐。

　　"信仰是一个社会精神支柱，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社会机遇凝聚的巨大力量。"现在衡量的标准变了，当前，资源环境的压力太大了，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因此，我们的发展应当是全面的、协调的。"

　　李义平说，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方法是统计国民生产总值(GNP)，也就是，你这个国家的人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创造的一切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总和。"举个例子，GDP相当于浙江经济和江苏经济，而GNP其实就是浙江人经济和江苏人经济。"

　　"而GDP，比如四川的农民工到深圳去打工，GDP留在了深圳，把钱带回到四川去花；新加坡人在苏州建设工业园，GDP留在苏州，但是钱带回到了新加坡，这些没有实际意义。"李义平说。

　　此外，李义平还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调整结构、建机制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慎言刺激。

　　不刺激的原因在于，首先，刺激的边际效益急剧递减，支持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所需的刺激性货币越来越多。"现在要想保住7%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是四万亿元能够解决的问题了，至少要八万亿元。"李义平说。

　　其次，刺激是逆经济发展方向而动，不利于结构调整，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紧接着是再一轮的减速和失业。此外，刺激性政策情急之下上的项目相当部分是不能使当下有收益的，有的即使从长远看也未必会有高收益。需知，如果宽阔的高速公路仅有少量汽车行驶，同样是产能过剩；把一百年之后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办，同样是资源浪费。刺激是需要成本的，其资金来源无非是税收和多发货币。多收税会影响企业的创新和生产投资，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而多发货币则会稀释老百姓手里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过度刺激其实就等于政府在配置资源。"李义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