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现代财政制度”一词纳入官方话语体系为契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悄然发生变化：由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转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阶段不同 目标不同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属性特征标识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虽已持续多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形成一个能够统领整个财税体制改革的概念。直到1998年，随着财税体制改革转入整体体制机制构建，决策层作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从根本上说，公共财政体制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财税体制的属性特征。之所以用“逐步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是因为只有公共财政性质的财税体制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作出“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的理论判断。

　　由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到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属性特征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到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时代特征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在关注属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时代特征，实质上凸现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它标志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一，从经济大国走向现代大国的重要通道，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的彼此联动，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打造现代国家的一般制度形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打造现代国家的一般制度形态，无疑要从打造现代国家的一般财政制度形态开始。

　　其二，经过了30多年的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在公共财政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属性特征趋于凸显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强化其时代特征——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打造现代国家财政制度的一般形态，不能不作为一个新的改革和发展目标追求而提至我们的面前。

　　其三，正如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需要以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作为参照系一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财税体制改革也要以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为参照系，同样需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财税体制的一般规则和基本做法。故而，在时隔20年左右之后，面对经济全球化深刻变化和深入发展的历史潮流，仿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思维，将“现代”二字与“财政制度”对接，并且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标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一脉相承的统一体

　　深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在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公共财政体制也好，现代财政制度也罢，其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并无多少不同，其所揭示的实质内容亦无多少差异。

　　就围绕公共财政体制所做的系统分析来看，从改革开放的那一天起，我们对于财税体制改革目标进行的探索，都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现代财政制度的一般形态。其中，既有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成功做法，也有体制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当然也包括中国自身财政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所积累下的深刻体会。所有这些，均构成了中国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也由此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基本特征的理论概括。

　　就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相关安排而论，立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提出了“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等24字的基本思路，而且以此为基础，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若干方面作出了系统部署。将这些作为基本思路的表述和作为系统部署的内容一一展开并加以透视，可以看到，其参照系就是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形态。或者说，就是在立足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广泛借鉴了包括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当今世界财税体制的一般规则和基本做法。

　　所以，它们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实质是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统一体。前者对应市场经济体制，以属性特征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表述为公共财政制度。后者则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时代特征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表述为现代财政制度。

　　其实，作为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目标的高度概括，无论公共财政体制还是现代财政制度，实际上都是开放性的概念，它们均系根植于中国国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汲取一切人类社会文明成果并将两者有机融合的产物。这意味着，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财政制度所揭示的实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赋予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发生变化。在财税体制改革目标的标识上，由关注属性特征、体制性质对接到强化时代特征、现代文明对接，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更值得提及的是，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财政制度，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两者都寄托并融入了我们对于中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的理想追求。这些理想追求，既是发展变化的，更是在一以贯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脉络下产生并逐步成熟的。它们之间，从始至终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它们不仅主导了既有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而且肯定会继续引领未来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前行之路。

　　主动适应改革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从公共财政体制到现代财政制度，不仅揭示了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变化，而且还是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它启示我们，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线索的财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从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现代文明国家。所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牵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诸方面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由于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高于以往的任何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只有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的气魄，方可能突破障碍、化解困局，取得改革的成功。

　　它还启示我们，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既非重起炉灶，也非原版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高的前行目标而展开的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具有一系列全新特点的新的行动。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财税体制调整和改革的新常态，在一个与过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发展基础上构建起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新格局，应当成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