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所有的学问一样，博大精深，穷一生也难以知其一二。面对这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说乐在其中不尽恰当，但你尽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而这就是人生。"

　　从将刘易斯拐点引入中国，并首次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蔡昉一直在追捧与争议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学术研究。这个颇具争议性的学者，将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公认的政府智库，蔡昉因此常被认为是官方经济学家。他不仅参与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发展规划与重大政策的咨询工作，而且还曾在10年间3次走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授课。

　　蔡昉用“刘易斯拐点”敲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的警钟，同时他也乐观地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政策正确、就业持续扩大，“刘易斯拐点”就有可能转变为库兹涅茨转折点（即收入差距的自然缩小）。

　　蔡昉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官方色彩，但他对自己的研究非常自信：“社科院研究所作为特殊的部门，为决策者服务是最合理的目标。但并不是决策者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而是必须进行独立研究。”

　　争议中不争论

　　蔡昉主要研究领域涵盖“三农”问题、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在早期，他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中国“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

　　自1998年开始，蔡昉出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期间，他就我国的人口、就业问题作出了长足深远的研究。

　　2006年，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针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蔡昉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享受了20多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面临着由这种红利即将消失带来的发展模式转型的结论。

　　彼时，他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而今天，这一判断正逐渐被现实论证。

　　近期，蔡昉再次丰富了这一观点。他近来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必须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抵消负面影响。

　　2004年7月15日，他在《求是》发表的题为《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

　　然而，无论是带来巨大声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还是备受舆论关注的“渐进式放开二胎”的观点，以及《拨开经济悲观论的雾霾》一文，都引发了一些争议。对于这些争议，蔡昉一贯的态度就是“不争论”。

　　蔡昉说：“别人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都不太重要。我为什么不争论呢？其实大多数人就是听到‘刘易斯拐点’这个词而已，或者看到媒体的报道而已，我为此写了若干本书。各种各样的学术性文章，做了很多的模型，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所以我不争论。”

　　社科院的“少壮派”

　　1998年担任社科院人口所所长后，蔡昉着手对人口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很多大学的人口研究所由于抓不住好的选题和缺少课题资助都被撤销了，社科院人口所也人才流失严重，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没有发展后劲的5个研究所之一。

　　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实现了一个研究所的脱胎换骨。2003年，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被报道为社科院最具声誉的4个研究所之一，在国内外有了广泛的影响力。

　　做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在蔡昉看来，真正的学者应该是，首先做扎实的工作，做详细的计量分析，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做完以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结论，也就是说要实现成果的转化。

　　他说：“智囊的作用绝不仅仅是附和，也不应该是单纯解释政策，而是树立一个研究的基本规范，然后以经济学家的良心，按照经济学的规范方法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跟传统的、普遍的认识一致或不一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我都会将其发表。”

　　蔡昉看重学问的经世致用，值得庆幸的是他一直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意见呈现在决策者面前。从2003年3月到2012年2月的近10年间，蔡昉3次踏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这在经济学家中非常罕见。

　　从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开始，蔡昉就在寻找解决办法，他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蔡昉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两条腿走路的方向，一是要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城市户籍；二是在户籍制度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尽可能让常住人口享受公共服务，剥离户籍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

　　蔡昉的这一方案与去年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不谋而合。

　　“与有些同行不尽相同的是，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工作时把经济研究作为职业，休息时把经济问题的思考作为休闲。经济学与所有的学问一样，博大精深，穷一生也难以知其一二。面对这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说乐在其中不尽恰当，但你尽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而这就是人生。”蔡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