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可否具体阐述一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着力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改革。从供给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升劳动参与率和潜在增长率。同时，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转移可以取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已经打了两只鸟，从需求角度看，还有第三只鸟，即更加充分的就业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农民工如果获得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可以像市民一样消费，从而改善我国的需求结构。

　　户籍制度改革应当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第一，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到2030年前，大体上使完整意义上的(户籍)城市化率达到70%。第二，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建议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中补贴部分埋单，而中央政府承担全部各级义务教育责任，这样也可以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义务教育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问题。第三，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即增量部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大体上，均等化的顺序应依次为：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其中，基本社会保险按顺序包括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中国证券报：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密切相关，强调以人为核心，实质是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各地几乎一致认为成本太高，怎么办？

　　蔡昉：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从10万元到30万元，有着各种测算结果，可是，在看到成本的同时，更要看到收益。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保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减缓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过去10年中，农民工工资的实际提高速度达到12%，并呈继续攀升的趋势。虽然一定的创造性破坏是需要的，但如果工资过快上涨导致死掉的企业太多，并伤害经济，反而会在将来伤害就业，社会可能承受不起。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本来就面临盈利压力，工资上涨过快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应对，也不利于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解决企业成本上升与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之间的矛盾，应该从各项公共政策改革入手，其中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成本，而企业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逐年提高工资，同时又不会陷入“过早死”的境地。我作为研究者，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全体城乡居民的长期生活水平改善，而这有赖于经济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有节奏调整。

　　政府已经看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账本，并提出了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市民、企业、农民工都来分担这个成本。如果我们能够算出改革存在红利，而这个红利并不为地方政府全部获得，中央政府是总体改革红利的收取者和分配者，那么下一步，则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担改革成本，这样可以把改革变得更加激励相容。

　　中国证券报：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台，其中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意味着人口流入特大城市依然有一定的障碍，对此怎么看？

　　蔡昉：我希望把少数特别的特大城市定义出来，比如北、上、广，就够了，这些城市的大城市病比较突出，可以暂时另当别论。但不要把太多的城市当做特例。如果500万甚至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例外，就大大削弱了改革的意义和效果。其实，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早在2001年已经推出，但是政策效果较差，没有什么人记得，因为小城镇缺乏就业岗位，公共服务质量也较差，没有人愿意去，人们真正看重的是有发展机会的、预期能够发展得更好的大城市。

　　中国证券报：对于下一步生育政策的调整，你有什么建议？

　　蔡昉：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显著下降，现在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建议在全国分步实施全面放开“二孩”，希望看到两三年内这一政策能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