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称为18世纪乃至1000-1999年整个千年内最为重要的大事件。法国大革命塑造了政治革命的传统，自此提出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还因为革命的法国长期与旧欧洲作战，让民主思想、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潮流扩散到整个欧洲。历史学家们通常也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与此前的美国独立战争、更早以前的启蒙运动联系起来。

　　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显得如此重要，但在后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却有着迥然相异的主流评价。拿破仑帝国被摧毁过，一直到1848年，人们更愿意谈及大革命时期的恐怖，强调政治革命的剧烈和失控。1848年革命和此后欧亚大陆历次重要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宣称承接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二战后，英美学者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更为犀利的批判，集中抨击了大革命期间严重失控的恐怖，并强调这极大影响了此后若干次政治革命；批判者还认为，这场革命不存在与启蒙运动的必然联系，革命本身带有偶然性和鲁莽性，甚至不认为资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最终胜利者。

　　法国历史学家、巴黎皮埃尔·芒戴斯·弗朗士大学近代史荣休教授雅克·索雷所著的《拷问法国大革命》，同样以批判的视角重新梳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发展、影响。这本书用若干组人们在谈论法国大革命会提及的问题，检视了大革命前后和期间的基本史实，辨析了一直以来史学界和公众舆论对法国大革命形成的诸多定论。

　　全书首先否认了“大革命神话”两大基石之一的启蒙运动推动革命的观点。1789年之前，启蒙运动在法国公众中影响相当有限，更为关键的是，受到启蒙的知识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并非后来的革命主力，甚至很多人直接成为大革命期间的反对派。雅克·索雷引用多位英美学者的观点指出，启蒙思想与革命思想存在交集，但并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经典理论。对于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法国王室1789年前推行的失败改革，直接引发了革命的定论（出自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本书也给予了有力批判。1787年之前，路易十六并没有获得推行改革的足够权威，而那些被认为是亲王室的保守主义者，更有意保持既有传统，改革本身不具备可行性，影响力也相对有限，不足以引发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

　　而今，历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秉持法国大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在各国的教科书中依然存在。《拷问法国大革命》一书指出，18世纪的法国，其实无法确切分出贵族和资产阶级，所谓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理念仍然是土地业主精英式的”，并不反对旧制度。而在大革命开始后，资产阶级的行动也是相对迟缓而犹疑的，事实上，是在平民介入革命后，迫使原先以温和姿态主导革命的“各方精英无法再忽视下层阶级的存在”，革命再逐渐变成一场无法驯服的剧烈举动——即便如此，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要意愿仍是维护自身利益。

　　书作者指出，“饥饿、贫穷、对领主特权和税负不满的法国人民在1789年的春天已经处在起义的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早期的社会动力，跟中世纪到20世纪欧洲大陆经常发生的民众起义和叛乱不存在本质差别。书中也谈到，无论是路易十六政府还是之后的革命政府，所有旨在维持市场和贸易稳定的举措，比如强制低价出售粮商和农民囤积的粮食，维持面包的低价等，都造成了城乡平民阶层的分化，即让一部分平民以更愤怒的姿态加入革命，而另一些平民则成为愤怒的对立面。同样，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方，混乱的政局和社会经济局面，促使部分人为了尽快结束乱局选择了接受国外干涉、保王复辟，而这增强了革命阵营中的激进情绪，大革命不可避免因此滑入失控。

　　大革命失控，是因为在打垮王室的统治后，各阶层的矛盾相反变得更为尖锐，军队也出现了大面积哗变，法国地方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都趋于激化。复杂多元的矛盾，让正常的谈判博弈变得毫不可行、毫无意义，革命情绪驱动的传媒舆论还在不断激化矛盾。从矛盾重重走向激进行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造就了一个新的强大国家”，法国军队不断击败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叛乱分子，这让革命者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纯粹的部分不断清理掉不纯粹的，使温和派激进化，使他们在道德上成为恐怖派”。而在国外，热月政变后建立的督政府，不断命令法军多线出击，在过长的战线上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交战，因此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这为军事英雄拿破仑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最终造就的是拿破仑建立的独裁帝国，在此之后，法国又经过了多次帝国和共和国轮替的阶段，时至今日，法国政治传统仍带有相当浓郁的政治精英主导色彩，法国民众愿意接受像拿破仑那样的独裁君主（这也是后来的戴高乐、萨科齐均有意模仿拿破仑的行为方式，以取悦民众的原因）。实际上，这恰恰是大革命留下的政治遗产，拿破仑帝国推行高度集权，并证明这能有效控制法国地方，结束饥荒，也能应对国外挑战，会有效避免再现大革命时的动荡和混乱。那些以效仿大革命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民主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曲解了大革命，将之浪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