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执行主编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推出新著《第四次革命：全球竞争如何重塑国家》，对西方国家发出警告，认为日益膨胀的公共权利政策造成巨大财政负担，反过来又威胁到公共权利，这是代议制民主带来的负面后果。作者指出，西方国家必须“瘦身”，并借鉴来自东方的创新启示进行“第四次国家革命”，否则将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处于下风。

　　导致“权利危机”

　　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认为，过去500年来，国家功能与角色发生的一系列革命帮助欧洲和美国成长为世界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一系列革命可以称为“三次半革命”：第一次革命在16和17世纪出现，给欧洲带来内部秩序和外部竞争，革命的代表者是托马斯·霍布斯；第二次革命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革命，以精英阶层领导的“小政府”为标志，代表者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第三次革命是20世纪初的费边主义，造就了现代福利国家，代表者是提倡自上而下社会改革思想的比阿特丽斯·韦布。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领导的市场型政府的回归，代表了一场规模小但同样重要的变迁，有点像“半次革命”。上述革命每次都曾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国家的用途是什么？

　　自“半次革命”到现在，尽管人们大谈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及“撕破安全网”，但欧洲和美国都是“大政府”。在美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乔治·W·布什的每一任总统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膨胀。

　　作者认为，大政府加代议制，扭曲了发达国家的正常运转。一方面，为赢得选民支持，民主政府越来越多地许下承诺，尽可能回应选民要求增加权利、减少税收的呼声；另一方面，发达世界占主导的福利国家制度开支失控，财政不堪重负，造成“权利危机”：原本为公众谋福利的公共权利政策造成巨大财政负担，财政面临破产风险，公共权利反而由此受到威胁。

　　比“权利危机”更严重的后果是“民主危机”。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认为，西方民众对政府的态度是一种有害混合：一方面对政府依赖，另一方面对政府鄙视。依赖迫使政府承担过多责任而不堪重负，鄙视则使政府失去合法性，从而把每一次挫折都变成危机。

　　东方创新启示

　　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认为，亚洲国家领导者在国家革命方面的表现似乎优于西方同侪。其中，中国和新加坡尤为值得关注。

　　作者表示，中国创造了直接挑战西方自由市场和民主信仰的新政府模式。该模式通过出售成千上万小型国企同时保留100多家大型企业的国有股份，首创了“国家资本主义”。此外，中国挑选公务员的方式也值得学习，它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代的精英统治原则。另一个在政府创新方面值得关注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实行社会保险体制而非社会援助体制，保持了对辛勤工作和为社会作贡献的激励：政府管理中央福利备用基金，人们从该基金中提取的金额的90％与其缴纳的金额相联系。新加坡政府有能力招募到最有前途的人在公众部门工作，把知识精英吸收到公务员队伍中，创造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效的行政机器。

　　作者总结，西方国家的债务负担不可持续，加上亚洲国家发展模式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挑战，使西方自由民主危机日益逼近，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

　　“第四次国家革命”

　　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说，发达世界必须拥抱“第四次国家革命”，把规模更小、效率更高的政府作为目标。

　　“第四次国家革命”内容广泛，涉及利用技术力量提供更好的服务、从世界每个角落寻找更聪明的想法以及消除过时的惯例。不过，其核心涉及恢复两个自由思想的力量：一是自由精神，多重视个人权利；二是民主精神，减轻国家的负担。国家承诺太多，会在公民中间造成“瘟疫”和依赖性。作者指出，只有通过减少国家承诺，民主才能表现其最好的本性，即灵活性、创新和解决问题能力。

　　作者强调，前三次国家革命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第四次国家革命”将更加艰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成败参半即是例证。“第四次国家革命”会迫使许多人重新考虑福利国家和民主实践，而说服人们相信一个提供较少福利的小政府将更加强大并不容易。作者告诫，给民主施加自我否定很难，特殊利益集团会借此煽动，议员亦不会轻易放弃腐败选区，而“裙带资本主义”则会为获得补贴展开殊死搏斗。

　　作者认为，无论怎样，改革者都应推进这个革命：第一，无动于衷代价巨大。如果早期现代欧洲拒绝建立国家机器，或20世纪初的欧洲拒绝为穷人提供服务，历史便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同样，若不改革，现代福利国家会在自身压力下停滞不前。第二，不可不可失去机会。推进“第四次国家革命”将获得戏剧性回报，任何国家利用好创新力量都会领先于同类国家。第三，推进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它涉及自由和个人权利——它们曾是推动欧美前进的两大动力。

　　观点引来热议

　　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认为，2l世纪无疑将受到国家模式竞争的影响。谁赢得这场引导现代政府的竞争，谁就有机会主宰全球经济。

　　《第四次革命》一书出版后，立刻引发西方舆论广泛关注。英国前高等教育大臣沃尔登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称，这本书包含的信息既简洁又严肃，假如国家对太多人承诺太多事情，“愤青”就会增多，民主就会被损害。该文评论说，除非刺破国家的膨胀外表，否则财富就可能缩水，权力就可能下降，而“更加专心但不那么民主的政权就会夺走指挥权”。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则并不十分认同《第四次革命》的观点。他认为，两位作者对于西方需要改革的呼吁是对的，西方国家需要在公共服务中采用新的技术，重新审视福利支出，但政府规模不是问题的一切，效率才是关键。他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权力变迁削弱了政府才是其真正需要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