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各方持续努力，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为特征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在快速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开始大量涌现。虽然整体上数量还不占优，但他们在农业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渐突出，尤其是以他们为主体成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已经构成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表明现代农业正在快速推进。

　　春争日，夏争时，开春第一场“重头戏”春耕正自南向北火热推进。与往年相同的是，抢抓农时始终是种粮人脚下不变的节奏；与往年不同的是，田野上的春耕人正越来越多地从老农民转变为更自信、更年轻的新农民。

　　新农民的加快成长，改写着我国传统农耕格局，也标志着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令人担忧的“谁来种地”难题正在加紧破解。

　　新农民既有老面孔，也有新面孔

　　随着种地形势逐渐变好，本土能人逐渐加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行列，成为新农民主力军

　　新农民都是哪些人？在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53岁的陈根花是个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但他说自己也是新农民。陈根花是个老农机手，去年他租了村民的180亩农田耕种，今年又租了120亩，成为村里第一种植大户。“怎么看我都是新农民了。”他说。

　　像陈根花这种“机手+农民”的新农民，属于本土能人。在乡村，本土能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或者在乡镇、村委会任过职，能力强、有眼光、会挣钱。随着农业扶持政策不断加强和种地形势逐渐变好，本土能人逐渐加入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行列，成为新农民主力军，并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与陈根花毗邻的种植大户曹修叨曾是有名的农机手，现在他的家庭农场有800多亩地。安徽天长市二墩村的华福昌当过村委会主任，2009年成立桑泊湖稻业合作社，流转土地3000多亩。

　　新农民的另一主体是回乡能人。回乡能人大多务过工、经过商，甚至办过厂，他们在政策影响和效益驱动下返乡，搞规模化种养或者农产品加工。由于懂市场、会经营、有胆量，回乡能人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技术手段。江西省安义县西路村种植大户凌继河，2009年回村看到很多土地租不出去，决定不再外出，专心做农民。现在他的种植合作社总共流转耕地1.8万亩。山东肥城市高新区东华农场董事长刘东华也一样，2007年放弃做生意回家种地，如今他的农场规模达到1500多亩，忙得不亦乐乎。

　　与能人们大多是老面孔相比，新农民的另一个群体则是真正的新面孔。他们年轻、阅历浅，但有知识、有勇气，是正在成长的新型职业农民。江苏省洪泽县兆丰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志慧2007年大学毕业后当村官，后来留在了农村，现在她的合作社成员有120多人，服务农田近2万亩。四川农大研究生张超今年30岁，4年前在仁寿县珠嘉乡承包200亩地搞栽培试验，他的试验田产量比周边高，很受农民喜欢。湖北宜都市松木坪粮油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凡贵直接让两个儿子做接班人，一个管种地，一个搞管理，全家都是新农民。

　　“老农民”正不断退出，新老并存将有较长过程

　　依靠适度规模，新农民正在化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矛盾。在新技术帮助下，对老农民来说，种地不再是苦活累活

　　新农民快速壮大，意味着老农民逐渐退出。不过，老农民的退出情况各不相同。江西省南昌县朱坊村村民朱杏仁今年52岁，家里有5亩承包地。过去他外出打工，爱人在家种地。2012年，他主动把地租出去，夫妻都打工。朱杏仁是当前比较典型的老农民。这类老农民年纪还不很大，一直是职业打工族，进城安家的可能性很小，可回村种地的意愿和能力也没有，因此主动把地租出去，一来有份收入，二来为晚年留条后路。

　　除了职业打工族，兼业农民大多也主动将承包地流转出去。他们平时就近打打工，农忙时回家忙几天。但随着时间推移，选择流转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安徽省宿州市灰古镇付湖村的季昌峰，家里有10亩地，平时由爱人和老人种，忙时他帮忙。2012年他把地租给了当地合作社，每亩租金是900斤小麦。在他们村，村民的农田差不多都租出去了。

　　另一些主动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有的举家进城，有的年老随子女生活，有的条件改善已不需种地，还有的不愿种地。不过，整体上留守耕地的农民依然是多数。由于农机的普遍使用和农业社会服务的扩展，农民们种地不再需要勤爬苦做，变得更加轻松。在农业大省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当地干部说，流转土地面积能占到承包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多，其他省区基本如此，“自耕农”还是大头。

　　“自耕农”情况千差万别。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农业区，种地收入较高，农民愿意守着自己的承包地。山东金乡种植大蒜效益好，农户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种地。湖北宜都红花套镇种植柑橘效益不错，尽管橘农大多50岁以上，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即便在山东、安徽、湖北等粮食产区，自种农户也不在少数。山东肥城市湖屯镇大户贾维涛告诉记者，想租地的大户很多，但愿意自种的村民更多。此外，有的农户缺少技术，除了打零工，就靠种地增加收入；有的农户靠承包地供给全家粮食蔬菜；有的农户把种地当做了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新农民与老农民并存的状况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依靠适度规模和新技术，新农民正在化解“怎样种地”、“谁来种地”的矛盾。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对老农民来说，种地不再是苦活累活。四川省广汉市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兴华说，多数耕地会逐渐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但新老农民并存将有较长过程。

　　“接班人”能否大量出现，取决于种地效益等因素

　　决定“农二代”是否接班的因素有很多，但首要因素是种地效益。农业环境也影响着“新农人”进入的快慢与多少

　　在安徽怀远县徐圩乡，50岁的尚跃是全县最大的农场主，领办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流转了1万多亩土地，村民都跟着他种地。尚跃的大儿子正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大专毕业后就跟着他种地，如今对电脑、农机样样在行。“再过几年可以完全交班了。”尚跃说。

　　在农村，像尚跃这样的父子搭档已很普遍。多数专业大户都选择了让儿子“子承父业”，一些大户甚至专门让孩子先去企业学习现代管理。安徽天长市的华福昌，儿子一直在工厂上班，现在，老华准备让他回来做农场主了。在新型职业农民中，以能人为主的老面孔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着今天“谁来种地”的难题，而“农二代”的回归，将继续化解甚至彻底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决定“农二代”是否接班的因素有很多，但首要因素是种地效益。一些普通农户说，“农二代”跳出“农门”，种地赚不到钱是最主要原因。但一个规模种植户，即使以200亩的规模计算，一年收入也不低于10万元。“这样的‘农门’，年轻人都愿意回来。”湖南浏阳市永和村烤烟合作社理事长刘福瑞说得更直接，“农业不存在有没有人干的问题，只有挣钱不挣钱的问题，效益好，硕士、博士都会来。”

　　种地效益不仅吸引了“农二代”，也吸引了更多新人加入。湖北宜都市共发合作社理事长尤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当公务员，但他喜欢务农，老理事长见他有能力，提前把位置让给了他。一位网络研究专家说，现在以“三农+互联网”进入农村的“新农人”至少超过百万。

　　除了经济效益，农业环境也影响着“新农人”进入的快慢与多少。江西安义县曹村党支部书记熊默祥说，现在种地就怕耕地不平、水路不通，只要基础条件好了，机械化、信息化的手段能用上，种地轻松了，就有人来种地。曹村前几年引进了一个种植大户，但后来大户发现耕地只是表面平整，下面高低不一，机器使不上劲，不租了。湖南浏阳市水山村村民文正元租过地，但苦于耕地不平，退回去了。“没有农业基础条件的根本改善，就没有大户，更别说自己的孩子接班。”他很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