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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发展核心在人

  • 发布时间:2015-03-24 05:35:48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智库,近来受到不少关注。缘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智库到底是什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该怎么建?智库跟市民生活到底有什么联系?本期理论聚焦将与长期研究智库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中央党校科研部教授倪德刚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文/记者 王睿

  图/gettyimage

  意义 复杂问题尤须专家出主意

  作为国内长期关注智库问题的学者,朱旭峰教授首先肯定了智库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重要作用:“现在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出主意。因为领导人也许不完全清楚基层发生的所有事,这就需要专家学者去调研并反馈。”而且,要改革就需要解决办法。“比如医疗改革,公立医院要从哪里着手是一个结构性的大调整。所以更需要不同的智库来提出方案,让领导人去选择最合适的改革方案,”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很有必要让智库百花齐放,这才会有不同方案的竞争,来为政府提供最优选项。“假如智库不够多,不够优质,就不可能有两三本报告摆在一起让领导人来衡量决策。”朱旭峰表示。

  《意见》中提到,中国要建成“中国特色”、“新型”的智库,到底如何解读这两个关键词,朱旭峰表示这恰恰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但他肯定的是,“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去复制外国智库的发展模式”。朱旭峰说,中国智库就是一个混合产品,组织形式是非常多元、共生的形式。“我们既有受前苏联影响的计划模式,也有像美国那样完全自由的形式。”从最体制内的到最体制外的智库形式都有,尤其在当前转型过程中,这种多样性会长期存在。

  范例 中国智库不必全盘学西方

  正是由于我国智库发展的独特性,在发展智库时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尤为重要。中央党校科研处教授倪德刚表示,西方的许多智库是独立的,不受任何政府管制,也不接受政府资金,是职业化、市场化的智库。“我们所提到的‘新型’,就是要有别于西方国家智库的独立市场化,但又要借鉴他们的系统化、精准化、分业化。”倪德刚说。

  朱旭峰认为,我们近年来一直在吸收国外发展智库的优势,比如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拓宽发布渠道、如何让自己的方案更有影响力,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但是,很多东西又是没法学的。智库作为一个政治制度的副产品,没有哪个国家的智库是可以套用和他国一样的模式。”朱旭峰以美国的“旋转门”为例:“‘旋转门’对美国很有价值,这是由它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但英国、德国都没有,就是因为政治制度不一样。”

  而当中国推动智库发展的消息一出,有人就担心未来我国智库将走向由政府收编的模式。但朱旭峰教授认为,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在民间智库迅速发展的上世纪90年代,一些智库因为资金问题而面临存续的困难。“但现在不同了,很多企业家都希望捐钱给社会组织,他们也发现捐给智库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捐助智库。所以,目前来看,很多民间智库在资金方面完全不存在困难。”朱旭峰表示。

  短板 研究水平不足 就很难生产出优秀的产品

  一直以来,业界不少声音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短板是政府不重视。但是,朱旭峰教授早在2004年就进行了全国智库的抽样调查,他表示,虽然不否认大部分民间智库在渠道上存在劣势,“但归根究底,无论是哪一类智库,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研究水平不够高。研究发展水平提不上去,智库就很难生产出优秀的产品。”他以“北京共识”作为例子:“不要以为中国人就更了解中国,各种版本的中国模式我们虽然讨论了那么多,像‘北京共识’这样响亮的定义却是由外国人提出的,是因为我们的学者在高度概念化一个现象和向国际社会宣传概念的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朱旭峰惋惜。

  对于这一点,倪德刚非常认同。“智库发展的核心不在资金也不在保障,而在人。‘智’在人,‘库’是产品。我们未来的核心认为就是要把专家培养好,培养出来的专家要有超前性、预测事态发展的能力,这对未来智库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朱旭峰认为,在未来,学科培养、国际交往、专家学者的学科意识等方面都有待提高,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美国:“旋转门”机制为人熟知

  “旋转门”是美国思想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德国:受政府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

  与英美等国家相比,德国智库的优势在于其政府直接资助的公共智库比重高、影响力强,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机制好,激励性强,政策研究方式的转变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学术型智库是德国数量最多的智库类型,占德国智库的75%。德国社会高度期望智库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的智库比例非常高。据统计,德国有75%以上的智库接受政府公共资金资助。

  日本:智库门类齐全畅通“官”“民”

  重视情报和调研是日本政、商、学界的传统。在日本,主要的政府机构、政党、大财团和大企业几乎都有自己的智库或研究咨询部门。日本非官方智库特别是财团、大企业智库实力很强,规模往往超过政府智库。日本政府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来源于非官方智库。政府与各类智库之间有畅通的渠道。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常会组织各类智库进行论证和调研,并将相关的重要课题委托给这些智库。另一方面,很多官方人士在退休后都会进入各种智库,他们也会成为连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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