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锐

　　在不少朋友眼里，现在过年也无非就是放假。他们早早制定了旅游计划，大年初一往往就飞到新马泰、马尔代夫去了。我对他们虽则羡慕却无法仿效，“父母在，不远游”，我雷打不动是必须从南京赶回老家淮安过年的。说实在的，现在这年过得实在寡淡，除了吃吃喝喝、拉拉呱呱，无非再加一个央视春晚，一点年味也没有。曾经也琢磨过改革创新，但一落到实处可就难了：父母年纪大，兄姊事情多，再说我一年到头难得闲暇，大过年的不带着孩子回乡小住几日，着实也说不过去。于是，一年一年就这么过下来。

　　今年春节日子早，元旦过后不久，我便开始为给家人准备什么过年礼物大费脑筋。就在这当口，10岁的女儿问我：“妈妈，你说我是哪儿人呢？”呵，这话像点中了我的穴位，让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要说传统的“籍贯”吧，女儿户口簿上填报的自然是她父亲的家乡。可毫无疑问，女儿对那个地名十分陌生，从来也没有多少认同感。随妈妈我算淮安人也说不过去，因为我十七八岁就离家漂泊，在南京生活的时间远甚于在淮安。况且我的“籍贯”也是一个与我毫无瓜葛的纸上地名，甚至连我的父亲、孩子的外公都说不清自己到底算哪儿人！女儿呢，她生在南京、长在南京，同学朋友都是南京小伙伴，可她一不会说南京话，二不懂南京习俗，三不爱吃南京土菜，四不知南京文史——这样的孩子能算南京人吗？可要不算南京人，她又算哪儿人呢？

　　年前聚会，有一次偶遇相声演员丁少华老师。得知我来自淮安，丁老师立马模仿了一段淮安话，他那精准的发音、地道的用词听得我目瞪口呆，只有自叹弗如的份！我赞不绝口地道：“丁老师，您这淮安话实在太够味，跟我小时候听到的老淮安话分毫不差！不过这年头淮安已经没人这么说话了！”这不，现在但凡受过教育的淮安人，都不会再把“孩子”说成“匣子”。正式场合，大家还会有意无意地一律使用普通话。丁老师是“南京白话”的传承人，他对方言的研究远比我深入。他一听我的话就笑了，他说除粤语、吴语等少数方言因拥趸者众多而长盛不衰，包括“南京白话”在内的大多数地方话都危机重重。“以前说方言等于吃饭，是张嘴就来、每天必做的事情；现在说方言却像喝酒一样，不仅不是必须，而且只是少数人的兴趣爱好，是需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是啊，从“五里不同俗”到“天下大同”，我们似乎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记得小时候我们是那样努力地学习普通话，千方百计地试图淡化我们的口音，现在我们终于做到了言谈举止整齐划一、标准规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走到哪里都没有语言障碍，地球虽大也无非只需换一换英语。只是，当我们发音如同播音员、用词如同外交部、思维如同计算机时，我们是否担心人性会因此枯燥、单一、同质、机械？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却越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无法认同，我们又该如何确立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呢？从语言再联想到饮食。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美食》风靡天下，几乎到了举国上下无人不谈美食的地步。为什么一部表现吃喝的作品会让中国人欲罢不能呢？为什么我们看完片子会涌起浓浓的乡愁？这种乡愁是金钱、物质或别的什么可以排遣的吗？如果不能排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样一想，我忽然惊出一身冷汗：原来饮食、方言、习俗这些东东实在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它们养育、熏陶、塑造、改变了我们。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秘密尽在于此！难怪我过年找不到年味，我连自己都丢了，到哪里还能找到年味！

　　这个春节，我是该带着孩子回家好好找找年味了。以前老觉得淮安话太土，不如普通话时尚文明，但我今年真的好想把很土很土的淮安话重学一遍！我想带着孩子把淮安老城走个遍，向她讲述运河船闸、黄河故道以及漂母和韩信、吴承恩和《西游记》的故事；淮安的软兜长鱼、平桥豆腐、蟹黄汤包是非尝不可的，而且一定要穿街走巷地寻找才好，想在大饭店、大宾馆的精致菜肴里感受年味？那可绝对是找错了地方！还有还有，我该耐心倾听老妈絮叨那些家长里短，要知道这也是年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还该想出新的内容，让全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哦，世易时移，传统已逝，我们再也不能重回过去。我不敢确定我的努力就一定能找回年味，但我敢确定：如果我现在不努力，许多年后当我孩子长大成人，她大概不仅会对过年没有兴趣，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化没有兴趣。

　　(赵锐，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单身母亲日记》等，曾获《读者》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