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程喆

　　“我双手搬砖，就没法抱你；我放下砖，就没法养你”。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话，道出了在外打工父母的无奈与辛酸。临近春节，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短短的春节假期，孩子和父母的相聚是短暂的，留守儿童依然很孤单。这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春节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合家团圆的节日，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不该忽略。

　　彭永贵的老家在湖北鄂西山区，她已经有4年没回家过年了。今年，她刚回到村口，10岁的女儿已经泣不成声。女儿用1500个日夜思念，换来3天母女团聚。她唯一的新年愿望是：“妈妈，过了年，你可不可以不要出去打工了？”这是央视新闻播出的一个画面，面对女儿的疑问，大人的种种纠结可见一斑。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有一集提到了迁徙：贵州的余高里夫妇背井离乡在广州打工，每年他们都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回家与家人团圆。在鱼酱制成，团圆饭吃完后，离别的时刻也就到了。余氏夫妇的小女儿面对一桌美食，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说：“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留下来。”

　　这就是致力于养家赚钱和享受天伦之乐的矛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入城市，他们的子女成为这个社会底层的又一个缩影和样本，并被冠以“留守儿童”的称谓。

　　新华社报道，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扩大；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数量大幅度增长。调查显示，46.74％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已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有10.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

　　没有父母在身边，老人和老师的精力有限，有关留守儿童的悲剧频频发生。那些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安置在家里的孩子，不得不挤上校车，到离家很远的学校上学。据统计，2011年全国发生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

　　2013年12月24日，河南省光山县1名男子进入校园砍伤23名学生。在这起校园惨案中，23名学生全是留守儿童，事发后仅有两三名母亲陪伴，没有一名父亲能赶到医院，这些孩子更像是时代的孤儿。此外，近年来，农村留守女童遭性侵事件频频发生；每到暑假，就有农村留守儿童溺水死亡的悲剧发生；很多留守儿童不想学习，逃课、打架时有发生。

　　即使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进了城，打工族也日益感受到，他们的子女上学非常困难，户籍制度让他们很难获得与城里人平等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权利。在一线城市，政府要求打工者得提供很多证件，他们的子女才可能得到一个读书机会。

　　打工族面临两难的困境：进城打工，必然会留下孩子；带上孩子，负担又太重；为了照顾孩子，就无法进城打工；但对于他们来说，若是继续留在农村，他们的孩子又会重复着他们的故事。循环的不仅是贫穷，更有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命运。

　　社会越来越关注留守儿童的命运，每年春节，都有很多针对留守儿童的活动，比如志愿者与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子、开展“快乐驿站”活动、为他们举行汇演等。但这些仅是隔靴搔痒，如果继续“以城市为中心”，留守儿童问题必然无解。

　　留守儿童群体的形成，是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和发展思维下的必然结果。一开始，打工者也没有发现问题，每个人都想着“打工赚钱”“见世面”“每年可以给家里寄多少钱”等。而分析打工族各种问题的产生原因，其逻辑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

　　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城市首先要做好准备。《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称：“流动人口想要往大城市去，但是政策予以禁止。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还需要重新思考、安排，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问题。”此外，政府也要多想办法让父母回家，多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使外出农民工回乡就近就业，或是鼓励有想法、敢创新、想创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在这方面，一些民间组织也进行了尝试。例如“e农计划”，目的就是帮助农民出售农产品，使他们在乡村里能赚到钱，以鼓励农民工回家，发展乡村，一举解决乡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问题。

　　自2014年以来，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被学界视为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具有积极意义。段成荣表示，这些改革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安排，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真正实施“市民化”的政策，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和依据，但是未来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