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琦

　　近日，河北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因为一部24万字的小说而走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小说《霾来了》引起了民众对于当下环保困境的共鸣；另一方面，则是李春元的官员身份。

　　事实上，官员写小说并不是新鲜事。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以来，仅在公开报道中提及的写小说的官员就有几十人，涵盖从副科级到正部级等级别，来自环保、文联、广电等不同部门，且其中不乏知名高产作家。

　　一头是百姓，一头是官场

　　2010年，作家王跃文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官员搞文学创作在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但“今不如昔”。

　　作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早在1999年，出身官场的王跃文便因为一部官场小说《国画》而走红。王跃文在湖南省政府办公室工作过。在他看来，一个现实是，在数量庞大的官员群体中，鲜有作家。

　　不过，官员作家数量也并非像王跃文说得那样稀少。2008年，有媒体报道了陕西文坛的官员作家队伍。包括时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伟、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李宗奇等高级别官员都出现在了名单里。

　　据陕西文学刊物《美文》副主编穆涛介绍，官员写作队伍在全国其他省份也有，但都没有像陕西这样形成风气。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形成规模。

　　穆涛还提到，当地官员的作品大都以记叙历史文化、关注百姓生活的“手记”散文以及小说为主。

　　记者也梳理发现，不少官员作家写的小说非常“接地气”。包括河北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的《霾来了》、时任吉林省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李发锁的《动迁》等官员所著小说均是如此。

　　而除了百姓生活外，官场也是官员作家们在创作小说时所热衷的题材。

　　事实上，在《侯卫东官场笔记》《乌纱》《芝麻官悟语》等热销官场小说背后，均是供职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作者。

　　比如，《乌纱》的作者汪宛夫就是浙江一位有着20多年工作经验的纪检干部，其在10年中创作出了10余部官场小说；而到2010年已7次再版的《芝麻官悟语》的作者王敬瑞，则是山西一位老资历的副市长。

　　汪宛夫还自嘲是没出息的男人，“别的人应酬啊，出去吃喝总是有的。像我这样周末回家就把自己关进书房码字的男人少啊，所以家里人尤其是妻子是很支持我写书的，因为我很听话”。

　　担心有人对号入座

　　不过，虽然20多年的官场经历让汪宛夫有足够的素材去布局他的小说，但问题在于，小说是生活的比喻句，却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出来。

　　事实上，身为官员，很多时候写小说不仅是考量文字的功底，更是做人为官的智慧。汪宛夫就表示，自己在官场，去写这个官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度。

　　李春元也同样坦承，现实比他的虚构世界要丰富得多。这位长年做宣传教育工作的官员深谙表达的分寸，而身边的人做事常比他还要谨慎。经常有人提醒他，“李局长这个是不是写得太猛了”。他则吸纳民意，“再往回收收”。

　　尽管如此，李春元还是生怕有人对号入座，小说里的地域名称也用字母代替，“但还是会有人对号入座的”。

　　“如果我的小说人物写的是县级领导干部，因而被某位县委书记、县长对号入座，给我穿‘小脚鞋’，那我就很难过了。但是写乡镇不同，即便有人对号入座，或者对我不满，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刘毅说。

　　汪宛夫过去的官场小说写的都是低层的干部，写处长、局长较多。后来的小说《国色》写了一个省级干部。

　　“我写了20年，写《国色》前封笔5年积累，才敢下笔去大写一位省级干部。”汪宛夫说，做官做得越高，水越深。写官场小说也一样，写得越多，需要的道行越深。

　　大多低调，少数辞职

　　因此，或许是出于规避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官员作家大多数比较低调，不仅外界不了解他们的具体身份，在单位内部也大多选择低调处理，甚至隐瞒自己的创作。

　　《侯卫东官场笔记》的作者张兵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向外界公布他的具体身份。在2012年2月的一篇报道中，张兵当时的职务是重庆永川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不过，也有一部分官员作家对此并不避讳。王敬瑞就曾明确表示：“我这个事首先是正事，而且里面没有一点点是让人读了有污染的。我这个人恰恰就是这样，既然是正事，做了就不怕别人说。”

　　值得关注的是，包括刘毅等在内的官员作家则干脆选择辞去公职，专职写作。王跃文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这样戏谑自己：“文坛中人说我是官场人，官场中人说我是作家，用时髦的话说，我是边缘人。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

　　2001年，王跃文结束了自己的尴尬处境。此后的王跃文似乎就此获得了职业与心灵的双重自由，保持着几年出版一部小说的产量。《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长篇小说以及电视剧剧本《龙票》相继问世。

　　（据《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