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日白

　　■文心走笔

　　看电影时经常想起一些人和事，觉得有很多“影片”其实是在影院外上映的。于是我试图写一种新的“影评”，对电影和我所了解的生活做一些记录和阐释。

　　朋友结婚，在老家摆酒。我托着盘子在门口迎宾。每当有男宾赴席，新娘就从盘子里捻出一颗烟。新郎捧着火机，“咔”一声迎上去。来人拍拍新郎的手，吸上烟，说些吉利话，或是开几句玩笑。

　　一辆越野车停在饭店门口，没熄火。车很新，没挂牌。副驾门打开，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下来。车停顿了几秒，向停车场开去。胖子长相斯文，像个语文老师。他接过新娘的烟，跟新郎说了句玩笑话，眼瞅着我:“还记不记得我是哪个？”

　　新郎的父亲在老家路子很广，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我尴尬起来，不好说不记得，但也确实想不起来。他大笑:“你哪里记得。你跟你老头长得一模一样，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儿子。”

　　他抽了口烟：“那时候你才三四岁，整天在电影院门口玩。我在广场卖冰棍，有一次你只带了两分钱，冰棍五分一个，我还是卖给你了。你吃完一个还不走，我就又送你一个，后来你连吃三个，回去拉肚子了。”

　　他边说边笑，我对这段往事却毫无印象。他说，正是那次，我父亲和他成了朋友，后来他跟我父亲还一起合伙做过生意。他抽完烟，往大厅走去，在填花名册的人那里给红包，记上名字。

　　我小时候住在电影院旁边。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个小县城里，仅有的一家电影院是方圆几十里的中心。看电影是一件全家总动员的大事，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电影院门前的广场，还有广场前的那条街，是城里最热闹，最“吸金”的地方。这里有城里最时髦的服装店，店里摆满了从省会城市批发来的衣服。这里有城里最有名的理发店，里面贴着港台流行歌星的海报，海报上的发型和服饰影响着城里人的潮流。这里有从早到晚大声放着流行歌曲的音像制品店。这里还有一排排游戏机室，里面摆满了街机，除了各种过关、格斗、飞机游戏，还有赌博性质的“老虎机”和“跑马机”。游戏机室的老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一般是家族生意。

　　我喜欢电影院门前的广场，几乎每天都要去玩。那里有一家小人书摊，是我最早的“阅览室”，有我最早的阅读记忆。《西游记》《说唐》《燕子李三》《蜘蛛人》《丁丁历险记》……这些小人书都是在那里看到的。现在想起来，小人书和电影的分镜头剧本很像。

　　小摊贩分布在电影院广场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固定的摊位，有的是流动的摊贩。其中最有人气的是卖瓜子和冰棍的小贩。卖瓜子的小贩，在电影开场前生意最好，忙个不停。他们把报纸折成中空的圆锥体，倒过来盛上瓜子，一包一毛钱，这样卖的时候就很快了，免得再称。

　　卖冰棍的小贩，把货品放在电视机大小的泡沫盒子里，用厚厚的棉衣包裹，打开来就冒出一阵“热气”。对白手起家，来城里闯天下的人来说，卖冰棍是投资最低的买卖之一。他们在市郊的肉联厂（那里有大型冰柜，因此职工家属可以兼营冰棍批发）采买货物，然后用扁担挑着，走街串巷叫卖。能在电影院广场上有个固定的摊位卖冰棍的摊贩，是这一行里的佼佼者。

　　冰棍买了可以带进去，汽水却是不许外带的，要进了影院才能买到。瓶子要交押金，给你一个圆形纸片，上面写着押金的数目。

　　电影开场前，我们沿着曲折的铁护栏蜿蜒接近检票口。其实我们小孩是容易混进去的。检票的大叔光顾着看大人手里的票，小孩就像漏网的鱼一样钻过去了。

　　电影院是两层的，更像是剧院，不像现在是一个个单独的放映厅。里面是一排一排的木板椅，漆成黄色，椅子的下半部分是活动的，人一起身椅面就会倒下去与地面垂直。被这样的椅子夹住手脚是很疼的，但电影散场时，我们仍然喜欢站在椅子上，一个个椅子跳着走。

　　我们更喜欢的是到二楼去，站在椅子上，踮起脚来去够放映室的门洞透出来的光，这样荧幕上就会出现手的影子。每次够一下，就得赶紧走。如果连续够两次，马上就会引起观众的侧目，甚至会引来高声叫骂。

　　我看过的第一场电影是《三打白骨精》，八五年上映的，其实是把电视剧的一集在电影院里放了。那时候正是西游记影视剧热火朝天的年头。电影院里除了内地的大片，还有台湾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我当时虽小，也看得痛哭流涕。国外的影片，则以印度、巴基斯坦居多。其中有两部因为看过好些遍，印象最深——《印度先生》和《神象奇缘》。

　　《印度先生》的主要剧情和很多画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清楚。其实在三十年前，印度就能拍出好莱坞似的冒险故事片了。

　　《神象奇缘》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动物电影。这是一部“象图腾”似的电影，在印度教里，象和中国的龙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动物，象头神也是极为重要的大神之一，是智慧和民族的象征。影片里大象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恩怨情仇，也只有印度这样的“象之国”才能演绎得那么感人。筹拍多年，最近要上映的《狼图腾》，不知能否把游牧民族与狼之间的那种近于宗教的情感拍出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