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这里要说明的是，除了以上四种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的政商关系外，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的具有人格化的政商同盟关系，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因素。这是因为，民营企业依靠与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关系来保护产权，使得中国通过一个制度化水平很低的过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这种具有正效应的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进程中，也是要被非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所取代的。

　　显然，上述四种模式是高度人格化的政商关系，似乎离不开，但危害大、靠不住。因为，高度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扭曲了市场机制：效率低的企业没有退出市场，效率高的企业无法做大做强；企业依靠高度人格化的政商关系形成垄断地位，限制市场准入、违反公平竞争、阻碍创新、降低市场效率、无视法治精神、损害社会公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这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政商关系之所以靠不住，还在于“一个官员”落网，带出一批商人，而一个商人落网，带出一批官员，终究逃不出法网。尤其是在加强法治中国建设的今天，“老虎”难逃，“苍蝇”难飞。所以，扬弃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构建非人格化的新型政商关系，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时刻。

　　构建非人格化新型政商关系的条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改变人格化的政商关系，构建非人格化的新型政商关系，具备了现实条件，正当其时。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新型政商关系奠定了经济基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减少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干涉，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厘清，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重视的不是跑关系、找政府，而是寻找市场、创造市场，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提供市场需要的服务；政府以服务为导向，依法行政，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提供公共产品，改变“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情况，弥补市场失灵。既要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企业间形成一种平等、独立、合作、互补的政商关系。

　　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政府和企业行为规范化，为新型政商关系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对政商关系而言，就是对企业和政府边界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就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则止。政府权力法治化，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既要有权力清单，也要有责任清单；既要解决政府越位，也要解决政府缺位；既要减少事前审批，也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逐渐完善权力追责制度。就企业来说，法无禁止则行。企业拥有明确和独立的产权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拥有充分的决策权，能够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自主决策；企业对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民事责任。企业行为法治化，将资本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在此基础上，企业更重视法律而不是权力，更重视信用而不是关系。这种平等、独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法治中国的建设。

　　三是加强商会等市场组织服务功能，为新型政商关系架设桥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市场化的中介组织，代表企业的利益，是政府和企业沟通的桥梁。这种制度化的集体沟通途径，能够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维护企业的利益，对于建构非人格化的政商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作为商会，工商联有着更独特的作用，是党和政府联系民营企业的桥梁和助手。这意味着，工商联不仅要代表企业的利益，维护企业权益，同时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维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这就要求工商联更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事，不仅要运用法律保护企业的利益，也要依法警示企业不法行为，维护社会的利益。而这两者是统一的，最终都是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当前，需要工商联积极推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加强调研，为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总之，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则行；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则止。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政商之间相敬如宾，而非勾肩搭背。无疑，这需要确实贯彻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和落实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的法律，构建“离不开，靠得住”的新型政商关系。当然，这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与法治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同一历史过程。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使市场与政府的行为和关系运行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