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程喆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度国民经济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劳动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显然，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将成为我们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韩国、新加坡、中国等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步日本的后尘，走上这条令人煎熬的人口发展之路。中新社报道，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度国民经济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3年减少，65岁以上老年人已占总人口的1/10。

　　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势头加速，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了吗？国际上对“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判断，一般是依据15岁~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是否超过了70%。数据显示，我国15岁~64岁年龄段人口的占比仍然在70%以上，这意味着，我国还将经历一段“人口红利”维持期。

　　但劳动人口的逐步减少已经成了事实。专家预测，今后这一数字还会加速下滑。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极高的国家之一，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这一问题时的参照。新华网报道，2013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25%，每4个人中就有1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

　　中国需要警惕像日本那样形成“衰老型”的人口结构，即拥有生产力的年轻人与代表未来的儿童、青少年比需要供养的老年人人数少很多。更需要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过程，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出现的，不存在我们现在遇到的“未富先老”的问题。

　　衰老型人口结构会造成社会负担加重，作为社会主要产出的中青年人口数量较少，资源需求量大（如医疗资源、养老金等），致使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劳动力供应减少，导致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催生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经济增速就上不去，给各类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不利影响，还会推涨出口产品和国内产品价格——2013年，日本上调消费税至8%，这被认为是拖慢日本经济复苏的一个因素。

　　日本最常提到的解决人口减少问题的办法有3个，但效果也都不尽如人意：由于目前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低，日本首先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这个办法短期内可见成效，但长期效果还需观望；第二个办法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延长日本健康的老年人的工作年限；第三个是提高生育率，进而改善人口结构。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这些办法也仅仅是在短期内有所效果。目前日本社会“少子化”的后果就是，即便劳动参与率在未来达到了不切实际的100%，日本的劳动人口数量最终仍将低于当前水平。

　　中国现有的措施也差不多，首先是延迟退休。实际上，延迟退休年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直接措施，尤其是高收入国家，普遍在延迟退休年龄。另一举措是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从各方分析来看，目前实行的“单独二孩”效果并不理想。在中国13.6亿人口中，只有1100万对夫妇符合合法生育二孩的标准。根据计生委的数据，在这些人中，只有69万对在去年8月底前提出了生二孩的申请。对可以生二孩的人来说，经济制约是他们选择不生二孩的重要原因。因此，也有不少专家提倡应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究其本质，“单独二孩”是一种以调整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保增长”政策。但现在的中国人口问题已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结构性问题同样非常严重，加之近年来城镇化的不断加速，中国在人口分布上也开始越来越集中于城市，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而“人口红利”拐点只是这个新常态的一个具体表现。

　　此外，老年人口增多，也给“银发产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就目前而言，围绕着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还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比如养老院的稀缺以及相关服务并不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要进一步加大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优化教育、卫生、文化资源配置，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得以分享；还要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不应当仅仅是注重量，质也很重要。“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的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提出，我国需要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和智力型转变。大力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才能充分挖掘人口“质”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