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京沪等地宣布打车软件推出的“专车”服务非法之后，广州市交委1月8日也将互联网“专车”定性为涉嫌非法营运进行打击。针对媒体对比解读广州甚至将京沪尚未明确打击的租赁车也以“超范围经营”一并列入打击对象，广州市交委相关人士9日解释称，广州主要针对的是私租车。（见今日《羊城晚报》）

　　目前各种打车软件开展的“专车”服务，主要是私家车的私租车和汽车租赁公司的租赁车借助打车软件拿订单，而平台公司则是打了现有法律法规的“擦边球”。这种新现象或需完善法律等加以规范，但并不意味着“喊打喊杀”就了事，且更应正视出租车行业运营及监管暴露出来的不合时宜的顽疾。

　　借助互联网和移动技术而生的“专车”受到欢迎，证明有市场需求。按照交通运输部的最新表态，肯定“专车”服务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除了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之外，鼓励汽车租赁服务模式创新，开拓细分市场，实施差异化经营。如此看来，某个地方如果对互联网“专车”一概定性为非法并加以打击，则有违于“鼓励创新”的原则，与“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也不符。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城市交通部门将“专车”定性为“黑车”并处以高额罚款，有保护出租车垄断运营模式之嫌。这并不缺乏推论理据。长期以来，在官方把控市场准入之下，出租车市场早已形成异化的垄断，产生固化的既得利益群体，易滋生腐败寻租。现实表现为，某些出租车公司“空手套白狼”，出租车经营权异化成为一种投资品和利益输送方式，一些城市一个出租车运营许可证被炒到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天价。同时，沉重的“份子钱”致出租车司机如同“骆驼祥子”，还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打车难”的老问题也始终无法根治。

　　正因如此，如果一方面对打车软件推出的私租车与租赁车一并打击，另一方面则允许官方赋予经营权的出租车公司推出约租车，这就注定无法回避拷问：市场竞争的开放、公平何在，是不是“专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甚至被质疑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因而，在出租车行业实际上异化成市场垄断业态的语境之下，如果监管部门不在顶层设计上改革，而仅依赖行政权力“粗暴”地将符合信息时代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的“专车模式”一概封杀，直接受损的就是社会公平及效率。出租车市场产生剧烈碰撞，与其说是打车软件带来新的问题，不如说是冲击了旧有的利益格局，将出租车市场垄断的弊病和落后暴露无遗，也倒逼出了改革的良机。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代，政府部门不能总用“老眼光”看新事物，也不能习惯于用“老规矩”来处理新问题，甚至还不改行政权力“霸王硬上弓”的惯性。如果说互联网“专车”需要规范管理，亦非唯全面封杀一条路。国外出租车多数都是个体化经营，只要办理登记、交税等手续就可经营，无需找“婆家”，与招租方法方式也无关。面对互联网“专车”撕开的口子，如果通过对打车平台纳入的私租车与租赁车设置相应要求并经考核后允许经营，或者允许经考核符合条件的私家车纳入约租车公司的范畴，扶持多种创新业态，打破出租车公司的垄断，使出租车业良性竞争，让市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是应有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