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编者按：已历经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每一位中国人都参与其中，每天都有无数真实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演着。中经网友吴贤德，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农民工，在从“农民”转变为城市的“新市民”的过程中，用他的7台相机，记录下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变迁。（原文有删节）

　　相机记录我生活的变迁

　　吴贤德

　　说起我老吴玩相机，说句不怕丢人的话，在很多人看来，纯属头脑发热。为什么？无论从家庭和个人经济条件，我似乎都不具备玩相机的条件。论家庭，我是个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论经济条件，每月和妻子两人共同收入，除去房租和杂七杂八费用，所剩不算多。那我老吴为什么还要玩呢？

　　这里要先说一下我的家庭背景。我父亲在1979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年仅43岁。那时我们姊妹多、家里太贫穷，拿不出钱给父亲治病。父亲最后病情一天天加重，终于离开人世。作为家庭老大的我，那一年也只有16周岁。当时国家已恢复高考制度，按照我当时的学习成绩，考上大学绝不成问题，考不上清华、北大、复旦名牌大学，考个普通大学是百分百的。

　　正在我拼命学习想考上大学“飞”出家乡大别山时，父亲的去世，彻底击碎了我的一切梦想，书不但不能读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到生产队和母亲一块参加劳动，挣工分养活一个14岁的弟弟和一个11岁、一个8岁两个妹妹，从此，我便放下书包，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这人属于那种自尊心很强的人。父亲的去世让我放下了书包，却丝毫没有打破我“飞”出家乡大别山的梦想。还是托了父亲的“福”，父亲去世前，一直在生产队和大队担任会计。父亲去世后，我回到生产队干农活时，大队干部们看在父亲面子上，安排我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用现在的话说算是接父亲的班。在大集体那个年代，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生产队民兵排长，在生产队一百多号人面前，说话也是排得上号的。

　　那时，每个大队都设有“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阅览室说是对外开放的，但平时从来门都是锁着的，只有上面领导来检查了，大队才找来几个青年民兵在里面装模作样翻书看报。上面来检查的领导前脚刚离开，后边就把门一锁。不是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平时不要说从“青年民兵之家”能借出一份报纸一本书，想进去都很难。而作为生产队民兵排长的我，阅览室对我永远是开放的。

　　1982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翻阅完当天从阅览室借来的《中国青年报》后，脑中突发奇想，别人能为报社投稿，我为何不能呢？我们山区青年存在着读书、订阅报刊难的问题，于是我便这个问题写成一篇300多字的稿件投给了《中国青年报》。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篇300字的小文章被《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为了公社（现乡镇）邮电所的投递员（通讯员）。

　　1985年，由于我连年获得县里、市里先进新闻工作者和优秀通讯员称号，乡里领导把我从邮电所借调到乡里担任通讯组长。在担任乡通讯组长期间，经常接触县委通讯组的记者，他们背着照相机下乡采访，拍的图片经常被报社、杂志刊登。我当时做梦都想自己也拥有一台相机。第二年，机会终于来了，由于我出色的工作，年终，乡里决定奖励我100块钱奖金。100块钱奖金拿到手时，什么都没想，想的就是买台相机。

　　第二天，我一大早便乘上开往县城里的公共汽车。可是，当我跑遍整个县城卖照相机的地方后，心彻底凉了——县委通讯组记者背的相机，价格最少也得4、500块钱；100块钱只能买台“傻瓜”相机。经过和卖照相机老板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85块钱价格，购买了一台海燕II型胶片相机。这台相机所拍的照片，虽然没有一张上过大小报刊，但总算圆了我的“相机梦”。从1991年辞去家乡工作，外出打工至今，无论我漂泊到哪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扔掉，唯有这台相机不能扔，因为它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回忆的东西。

　　100块钱，对我一个17岁就失去父亲、姊妹多、家庭贫穷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那个一斤猪肉价钱只有3角多钱的年头，100块钱，可以买回很多东西。当我怀揣相机回到家里，看见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因操劳过度而满面苍老的母亲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满双腮。因为，如果当时母亲知道我花100块钱，买了台“无用”的东西，肯定会伤心很长时间。所以直到三年后，我才敢把这台相机拿出来让母亲知道。

　　1991年，我辞去家乡工作，加入打工者行列，从此漂泊不定。不过，我与其他打工者有所不同的是，我是怀揣着在家乡工作获得的一摞摞“荣誉证书”和发表文章的剪贴本出来的。为找工作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通过自己奋力打拼，终于圆了自己的“记者梦”。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人才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当时很多同行兄弟们都感叹说，记者这碗饭也不好吃了，过去报社（杂志）招聘记者，只要求文字功底好；新的时代，招聘记者除要求应聘者不仅有文字功底，还要有摄影、计算机功底，记者都得是多面手，文字、摄影、排版一肩挑。

　　为了应对人才市场的挑战，2001年，笔者拥有了第二台凤凰胶片相机。可是科技进步太快了，这台凤凰还没用两年，就被数码相机淘汰了。2003年笔者拥有了自己的第三台相机——像素150万的尼康小数码。可没想到的是，这台花2000多块钱买的尼康相机，刚刚用了一年多，市面上就出现了像素500、600乃至700万的数码相机。我彻底害怕了，花几千块钱购买的相机，用不了多长时间，价格一下子降几百块钱，又面临着被更高像素的相机淘汰，实在折腾不起了……买新的相机咱折腾不起，咱走个捷径转到二手市场。2008年，我花了3000多块钱，从二手市场买了一台佳能300D。“老吴，你怎么用这破玩意？拿出来就不怕丢人？”当时有朋友们开玩笑说。谁不想玩高档的，需要经济条件。

　　搞摄影也如战士上战场，没有精良的设备，你拿什么打败“敌人”？拿什么把“敌人”消灭掉？没有好相机，就很难拍出好作品。2006年5月，我到二手市场卖掉过去用的老相机，狠狠心瞒着妻子凑了近一万块钱买了台尼康D80（包括镜头）。2008年8月，又花了2000多块钱，到商场买了台便携式佳能A650is数码相机。

　　这些年不知不觉中，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日渐宽裕了，为了工作需要拍出更好的摄影作品，2012年1月，在同妻子商量后，我到尼康相机专卖店花了近二万元买了D7000机身和18－300镜头，这也是我现在正在用的相机。

　　从当年的百元到几千元，再到今天二万元，相机记录了什么？记录了我生活的变迁，记录了老吴从农民到投递员（通讯员）、从通讯组长到新闻记者、再到摄影师的历程，也记录了一个普通老百姓过得越来越红火的日子。

　　（作者吴贤德，现居住于河南省郑州市，任职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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