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下决心完善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制度，着力用法治的办法确保创新者得到应有“回报”，收获好评一片。

　　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老大难”问题。据科技部门提供的资料，目前全国5100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的科研成果3万项，但其中能够转化并批量生产的仅有20%左右，形成产业规模的只有5%。教育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也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80%左右都在躺着“睡大觉”，专利实施率不到15%，而发达国家高达70%至80%。

　　创新困局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根子在“利益”上。在现行科研和技术资产管理体制下，科技创新成果的处置收益，大多归“公家”所有，和发明创造者的利益没有明晰的“挂钩”。而且，“变现”技术资产需要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层层审批，程序多、周期长。得不到什么“好处”，还要劳心劳神，这种现状使得很多搞研究的人，更愿意走“拿项目、做课题、出成果、评职称”的常规路子，而没有动力在创新性和产业化上下功夫。同样，由于考核主要看科研成果，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对参与创新成果的中试、商业化也缺乏足够动力，对重大项目研发的连贯性不太感兴趣。对企业创新来说，也面临着利益“回报”驱动弱的问题。创新链与产业链、金融链脱节，与科研机构合作不顺畅，技术成果转化投入大、风险高、预期回报低，让相当多企业对创新“敬而远之”，有些企业家还发出了“创新是找死”的感叹。

　　激发万众创新须解利益“疙瘩”，实现创新驱动需要“利益”驱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创新“回报”，绝非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事关研发人员和企业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大事。“回报”问题解决不好，“万众创新”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转变过去那种不屑讲、不能讲“利益”的思维定势，打破一切陈旧的、有碍创新的“旧框框”、“土框框”。

　　重视创新“回报”，迫切需要研究制定合理的收益分成比例，并用法治的方式固定下来。目前，发达国家大都建立了一套极其具有诱惑力的利益分配机制。如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知识产权的管理条例》就规定，一般专利收益2/3分配给发明人，超过30万美元的按1/3比例归发明人所有。我们一些地方也在探索。被誉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早在2013年就专门出台《促进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允许高校师生休岗休学“下海”创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七三开”，研发者得70％，尺度非常之大。目前，四川成都等地也出台了类似政策。实践证明，大“回报”能带来大创新。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大胆卸下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旧枷锁”，实施股权期权等激励政策，让创新者都能在创新中赚“大钱”。

　　降低创新成果转化成本，也很关键。创新的“中试”、“商品化”环节，投入成本较高、时间较长，重大关键技术的中试一般需要2年左右时间，后续商品化和产业化需要的时间更长。采取发展科技孵化、优化创新支持政策等积极举措，降低技术转化的成本、门槛和风险，缩短转化周期，才能有效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同时，要允许有能力的高校教授兼职或者离岗创新创业，打通大中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降低企业创新的人力成本。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同样兹事体大。目前在科技领域，“十年心血，一朝‘山寨’”的现象很是普遍，这大大降低了创新的回报率。一个跟风、复制、抄袭的市场，不仅会打击企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会冲击整个市场经济的创新环境和法治基础，“劣币驱逐良币”，必须下“猛药”攻克这个“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