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上市公司獐子岛发布了百万亩扇贝绝产的公告，并称北黄海冷水团导致扇贝的绝产。此说引发质疑。随后，我被报社派往了这个大连以东56海里的小岛上，试图去寻找扇贝绝产的真正原因。

　　“你们不用怕，我是来旅游的”

　　去獐子岛的那天，海上起风了。客船随着波浪上下左右颠簸。我对着塑料袋吐了很久，獐子岛终于到了。

　　从登上獐子岛开始，我就感觉，未来的采访将是一段“孤独”的行程。

　　听到我的外地口音，没人愿意搭理我。客运码头附近，就是獐子岛集团的渔用码头。穿蓝色工作服的獐子岛集团工人，三三两两的坐在台阶上晒太阳。

　　我上前一搭话，还没问有关绝产的事情，他们就像见了瘟神一样，冲我摆手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辩解说，你们不用怕，我是来旅游的。

　　我曾趁着夜色，想去村民家里转转。结果，刚进门表明了一下记者身份，就被户主赶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獐子岛镇政府和村里都开了会，下达了“不要传谣”等指示。

　　村民对记者的躲避，我能够理解。在这个孤悬海上的小岛，他们既是居民，又是獐子岛集团的股东，有的还是职工。“得罪了渔业集团，就可能在岛上没饭吃了。”一位村民说。

　　到獐子岛镇的第一天，基本没有收获。入夜，海上升起明月，波浪此起彼伏。我在不安中睡去。

　　“是记者的话跟我来吧，有人愿意说”

　　自觉獐子岛空气凝重，第二天，我决定转去30公里以外的海洋岛，去看下那边是否遇灾。恰好联系上一个来自天津的记者，我俩便结伴而往。

　　没有受灾的海洋岛，显然要自由很多。当天下午，我俩翻了不短的山路，碰到了一个渔村。恰巧，獐子岛集团的底播船，正在村里的海上收扇贝苗。我们自称“海洋大学”学生，前来做养殖调查，问到了一些情况。

　　随后几天，采访情况渐渐好转。虽然其中有等了4个小时后再次被人拒绝的尴尬，但也有遇到一些让我感动的事。略去不表。

　　离开海洋岛，重返獐子岛后，终于与赶来的摄影记者汇合。此前，因为大风客船停航，他滞留在了大连，我则一直徘徊在海洋岛。

　　这次，愿意说话的獐子岛人多了。机缘巧合，有个路人突然问我们，你们是不是记者？我拿不准对方的意图，刚要回答“旅游的”，对方说，如果是记者的话，跟我来吧，有人愿意说。

　　不过，这些采访大多是“偷偷摸摸”完成的。比如，有人接受完采访后叮嘱说，以后在路上见了面千万别打招呼；也有人送我出门时，自己站到了前门，让我从后门溜。一些场景，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地下党接头。

　　一系列交流下来，我觉得，獐子岛居民的心态复杂而纠结：他们一方面对獐子岛集团的种种弊病表达着不满，另一方面却希望獐子岛集团不要就此倒下。毕竟，那几乎是他们全部生计的寄托。

　　摄影记者拍照，也是用另类手段完成的。他以出海钓鱼的名义雇了一条渔船，顶着清早的海风，绕着獐子岛转了一圈。

　　“獐子岛上的记者，比扇贝还要多”

　　与想象中可能遭拒绝不一样，采访獐子岛镇政府，即獐子岛集团大股东的过程，却异常顺利。三个镇政府的官员，侃侃而谈。我印象颇深的一句话是，“认定獐子岛受灾的过程很严谨，不是在开玩笑”。

　　巧合的是，在镇政府的门口，我遇到了另外几家媒体的同行。他们也是打着旅游的旗号，到獐子岛一探虚实。

　　当天晚上，我对着已有的报道细数了一下，一周时间里，大概有十家以上的媒体造访过獐子岛。

　　看来，微博上引为笑谈的那句，“獐子岛上的记者，比扇贝还要多”，还是有根据的。

　　处于漩涡中的獐子岛集团的态度，也有些出乎意料。董秘同意了我们出海参观底播扇贝苗种的需求，还发来短信说：“公开透明是公司一贯的态度”。

　　结束全部采访，是在11月8日的下午。当天晚上，我们去吃了这些天来最踏实的一顿饭，互道“记者节快乐”。

　　新京报记者 尹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