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参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村里不见年轻人谁来接替种地

　　职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资金、技术等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强于一般的农民。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采访了众多新型职业农民。他们表示，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农业是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农民也可以是体面的职业。但在经营中，他们却遭遇了土地流转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贷款困难、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困难，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同时，由于当前农村留守种田的农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农业依然后继乏人。

　　种粮大户凌继河说，现在农田分散在一家一户，流转制度又不健全，很难做到集中连片，而且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种田依然很苦很累。

　　凌继河是江西省南昌市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目前共承包了18000多亩农田，聘请了127名农民。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种粮大户前，他曾是当地有名的农民老板，开过酒店，卖过建材，做过手机批发，在返乡种田前，他原本设想在农业机械化推广普及的今天，种田应该很轻松，但几年下来，他发现种田依旧很苦很累，而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太薄弱。

　　“现在农机这么发达，理论上种田可以完全机械化，但现实就是实现不了。”凌继河以水稻收割为例说，现在一些大型收割机自带空调，而且可以一边收割一边把稻谷直接打到拖拉机里，但这种机械在我们这些小田块里根本施展不开，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小型收割机，需要边收割边把稻谷装袋，然后还要人力扛到拖拉机上，非常辛苦。

　　南昌市安义县西路村农民刘高美为凌继河管理了1000多亩田，年收入超过20万元。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在外打工的侄子见他种田赚钱，执意要回来种田，“一年下来也挣了六七万块钱，但今年就不想再种了，因为七八月农忙时三四十度的高温，他们受不了”。

　　“如今，通过规模化经营，一些职业农民获得了较好的规模效益，但要想让农民真正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不仅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还需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降低劳动强度。”凌继河说。

　　记者在中部某农业大县发现，当地60%以上机耕道建设滞后，且农田不规则、落差大，机械化操作不方便，降低了机械使用率。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农业部门的调查也显示，当地种粮大户承租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农机化程度偏低。交通不便、道路不畅、排灌体系不健全、设施不配套、沟渠严重淤塞等成为种粮大户和职业农民迫切希望改善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然“很苦很累”，一些职业农民虽然自己通过规模化种田获取了可观的效益，但他们普遍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种田，即便种田的收入比打工更高。

　　江西省南昌县兰新乡农民万茂华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种田，年收入超过10万元。他28岁的儿子在南昌市一家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虽然儿子挣的钱远没有自己多，但万茂华却不想带儿子一起种田。他说：“种田太苦太累，不想让他们再吃这个苦。”困难多风险大希望有更多扶持

　　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银行贷款难办，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袁松松以前在深圳公安局光明分局从事秘书工作，2008年12月底，袁松松辞去工作，带着妻子、女儿回到星子县承包了数百亩农田种植水稻，成为一名职业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贷款方面也有困难。”袁松松说，职业农民流转土地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现在一百亩田一般要四五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不少的，可现在银行贷款很难，农民又没有可抵押的财产，职业农民梦在最开始就被扼杀了。

　　对于贷款难，湖北省武汉绿发源绿色时代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松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成立合作社以来，虽然顶着不少光环，但真正从银行贷的款不到200万元，而且还是用自己的房产和车子做抵押，现在他主要的融资渠道还是靠私人借贷，利息比银行高一倍。“职业农民一般都需要融资支持，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我这里来的领导多，银行行长一面跟政府领导承诺支持新型职业农业，要给贷款，但转过头又对我们说银行风险控制难，贷不了款。”

　　另外，农业生产受天气、市场等影响大，职业农民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规模效益”易变为“规模亏损”。江西省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黎兵春告诉记者，去年7月，江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合作社里有5000亩稻田被淹。这5000亩稻田中有2000亩之前已投过保险，但另外3000亩还没来得及投保，就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种田利润不高，但亏损起来却很厉害，即使买了保险也没用。”黎兵春说，农业投保金额低，最多赔付两三百元一亩，这连我们买种子的钱都不够，相对每亩1200元的前期投入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许多职业农民表示，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保险制度尚未健全，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他们“几年的辛苦钱都要搭进去，甚至不还够”。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但享受的扶持政策却不对等，反而更少。

　　江西省万年县石镇镇种粮大户周金来说，按照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都是给原来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反而享受不到国家的这项惠农政策。“希望国家能针对职业农民在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周金来说。

　　等我们种不动了以后谁来种田

　　相比在经营中遇到的“近忧”，当前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新生代农民不愿种田，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的问题更让一些职业农民感到担心。

　　今年55岁的陈茂盛是江西省萍乡市远近有名的职业种粮农民，2013年种了3000多亩水稻。他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里年轻人不愿种田，农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就拿我们村来说，现在留在家里种田的基本上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而且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了80%左右，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当前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过不管怎样，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务农农民年龄偏大，即使在职业农民中，50岁以上的也占主导，呈现出“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的现象，农业生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湖北省2013年就职业农民调查发放问卷一万份，问卷对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一村一名大学生”回乡青年、参加过阳光工程创业培训的学员、大学毕业生在农业领域创业者、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等。调查显示，88.93%的农户家里的孩子没有学农或者从事农业生产，69.08%的农户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农业生产当职业农民。形势很不乐观。

　　农业生产“后继无人”，从长期来看将导致国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而从短期来说则直接推高了农业用工成本的飙升。“现在种田请人一年比一年难。”从2002年就开始大规模种田的江西省新建县联圩镇职业农民孙祖升告诉记者，他刚开始种田时，几十块钱一天别人抢着干，但这几年工价涨的太快，“2010年，我开出的工价还不到100元一天，而今年高的已经超过了200元，价格翻了一倍，但人还更难请，贴烟贴酒不说，工作时间还不能太长。”

　　对于当前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凌继河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往年春耕前，许多人都会到他那里抢田种，但今年一个也没有，相反还有很多人上门来主动要把田租给他，而且田租还降了一些。田租下降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凌继河却高兴不起来。“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种田了，以后我找谁来帮我种田就是一个问题了。”凌继河说，以前他最担心的是土地问题，“怕包不到田”，而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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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种地靠科技靠机械

　　在美国农村，种地靠科技靠机械。布赖恩是个小农场主，似乎比太阳起得还早，他老早就坐在了电脑前，上网阅读各种农业信息和期货价格。他说作为一个现代农民，必须充分掌握最新信息和技术。他上网可以看到农业部提供的本国乃至世界农业信息，还可以看私人信息公司网站提供的资料和各地种植情况调查。私人公司的资料虽要付费，但他们是通过挨家打电话收集的，信息翔实、可靠。

　　美国农民的通常做法是：在计划种哪种作物前，先查看国内乃至世界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和市场行情，再决定选择种哪种作物。作出选择之后，便在农场的每块土地上取出土样（大的农场一般使用卫星定位系统，在不同的土地上取出土样），送到土壤实验室进行检测。专家根据检测结果，告诉他这块土地最适合种什么，需要多少化肥，产量大概是多少。他根据这些数据和市场行情，再次慎重作出选择，才开始播种。记者问布赖恩到实验室化验要不要付钱。他说一块地的土样测试费为15美元。“虽然花点钱，但我们不会误种。同时对于化肥的使用，也能把握得比较好。通过土壤化验，电脑测算，非常科学，产量会大大提高。”早饭后，记者随布赖恩下地播种玉米。车库内外停着播种机、收割机、拖拉机和小卡车等。因为种地依赖科技靠机械，所以城里人到农村种地也不稀奇。 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