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措施都落实到位了，企业融资、资金跨境流通等很多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说这话的是肖林，他指着一份自贸区新政策清单接受国际商报记者专访。肖林是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较早关注和研究自贸区话题的国内学者。

　　一年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启动，肖林表示，一年来自贸区建立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了贸易监管制度创新，推动了金融创新和开放，建立了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一年来的改革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在全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标杆意义。

　　不过，国际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自贸区企业反映了融资仍难、查验仓储费用高等诸多具体问题，觉得改革“不解渴”。“当前，改革还存在新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够，影响了政策落地的效率，在操作层面尚未综合发挥效益，造成了不解渴的现象。”对于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肖林表示，当前自贸区改革需要加速，关键就是做好协同。“自贸区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样，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推动。”肖林表示，30年前的改革，没有太多的规章法律和既得利益集团束缚，最需要做的就是解放思想，而现在的改革则需要突破旧有的格局，需要更多的协同。“制度设计要多听听企业的需求，推动企业贸易投资便利化。”肖林表示，自贸区的改革要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与国际规范接轨，敢于突破陈规束缚，不断向市场释放开放和改革的新举措，做好法律法规与改革实际相协同。“有些政策即便放开了，配套政策跟不上也是没有需求的，最终形成政策落不了地的局面。”肖林指出，各部门在政策推进上需要协同。比如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推出金融改革举措，提供了人民币投融资汇兑便利、个人跨境海外投资等政策，但如果投资交易不够开放，实际产生的业务需求受阻，导致目前跨境资本流动等方面的政策难有大突破。“负面清单还可以继续缩短，缩短至100条以内。”肖林指出，自贸区改革要与国际相协同，根据国际经验，完全可以提高开放度，最后都可以通过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进行托底。

　　肖林指出，目前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与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联动不够，在开放程度、与国际通行规则衔接等方面还需要加快推进力度，“甚至在文本格式上也没实现和国际接轨。”而且，服务业试点开放水平仍然比较低，管理措施的透明度也有待提升，比如少用“等”字。

　　自贸区内与自贸区外要相协同。肖林继续举例说，自贸区金融开放下一步面临的困难很多是受地域限制，比如汇率市场化，一旦放开，即便通过分账核算等办法隔离，也难以完全消除对内地的冲击，“对已经入驻的银行来说，受自贸区体量小的限制，银行改造系统成本高，影响了积极性。”为此，肖林建议允许功能扩区，在其他地区展开第二次试验，实现自贸区内与自贸区外改革试验的协调。

　　“目前，中央各部委都在积极支持自贸区建设，但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等原因，客观上也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肖林认为，实现这些协同的突破口，在于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和协同。“如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海关监管走在了前面，可以实现有效监管，但相关税收政策不完善，导致实际货物状态分类监管难实现。”

　　“关键是要扩大中央授权，建立更强有力的协调机构，统一推进改革。”肖林强调说，改革是系统性的、全面的、深度的，开放涉及国家大的开放，需要统一协调。而且，在国际上，自贸园区的建设也都是由中央统一的机构来规划和推动。

　　“对自贸区的评价为时尚早，关键是要加快扎实推进改革步伐，自贸区大有前途和作为。”正如肖林在今年6月出版的《国家试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设计》一书中写道：立足主动顺应新格局、主动对接新规则、主动塑造新红利、主动承担新使命的战略要求，上海自贸区将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升级的引领区，成为中国深耕亚太战略的先导区，成为我国保税区转型升级的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