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

　　公务员“工伤”长期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执行，这也导致适用范围和具体标准模糊，所以某些公务人员接受公务或私人宴请“喝酒死”后，动辄得到巨额赔偿。

　　安徽祁门“民警工作餐‘饮酒死’获赔130万”事件刚退出公共视野，广东韶光“官员接受老板宴请，酒后死亡政府赔75万”的消息，又引发舆论关注。

　　这次“喝酒死”的是韶关沙坪镇副镇长黄宜宾。他在接受当地私人老板吃请后，次日凌晨在镇政府宿舍死亡。之后，在未查清死因的情况下，当地镇政府欲给35万“赔偿”，但经不住黄的家属的“天天闹”，与其达成协议：镇政府给家属75万元、帮其妻子完成工作调动。但因工作调动未落实，黄宜宾妻子还到韶关市纪委举报。而今，韶关市纪委正对此事立案调查。

　　对公众而言，此事可谓疑点多多：首先，涉事官员分管招商引资领域，却接受有“业务来往”的私人老板宴请，这涉嫌顶风违纪，背后有无利益交换也存疑；其次，他在私宴喝酒后死亡，原因是醉酒致死、诱使病发身亡还是其他，迄今成谜……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稀里糊涂地，就对其家属公款赔偿75万元，让人看不懂。

　　如果说，祁门警察在“饮酒死”获赔130万元的巨款，包括“因公牺牲”的70万元抚恤金和“对其他民警的民事追偿部分”的垫付，已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那官员吃私宴后死亡，也要政府赔钱，更让人生出“纳税人当冤大头”的感慨。这也让人心生疑问：为什么一些公务人员“喝酒死”后，总能获得公款赔偿？

　　追根溯源，问题恐怕在于，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适用于普通职工，却不适用于公务员，公务员本身没有独立的工伤制度，长期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执行，而军人死亡按三类情况抚恤：病故、因公牺牲、烈士。这就导致：一是公务员“因公牺牲”的适用标准，远比普通职工的工伤“优惠”；二是具体标准比较模糊，让死者家属与政府间有了“博弈”空间，最终却由纳税人来埋单。

　　说具体些，普通职工因醉酒身亡，法规明确不能定为工伤；而官员“喝酒死”却可能套用《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在执行任务中或者在工作岗位上因病猝然死亡”的条款，被认定“因公牺牲”。而且，又因为“参照”执行，基层政府在执行中往往从宽掌握，所以近年来官员“喝酒死”后得到巨额赔偿的事，屡屡被曝光。在该事件中，一个吃私宴“喝酒死”的官员获赔，就再证其积弊。

　　也正因公务员适用着比普通职工“实惠”得多的工伤标准，“乱赔偿”的现象才会层出不穷。拿这起个案而言，当地政府不走司法途径，在对涉事官员之死定性不明的情况下就赔75万，有无违规，显然应深入查究。而就长远看，解决公务人员工伤标准问题，才是关键。

　　□季鸿褚（法律工作者）